智慧監管入場，美團等互聯網服務平臺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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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監管入場，美團等互聯網服務平臺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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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監管入場，數字權利正在移交。

智慧監管入場，美團等互聯網服務平臺何去何從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智能相對論，作者 | 陳選濱

時代的更迭，在數字化的推動下不斷迎來新變化。

日前，在浙江省數字化改革重大應用成果新聞發布會上，浙江省市場監管局重點介紹了目前正在試運行的“浙江外賣在線”，一個專門針對外賣行業打造的第三方數字化監管系統。據介紹，該系統可貫通平臺、商家、廚房、配送、騎手以及辦案管理等多個場景，就外賣整個產業鏈條實現全鏈條閉環管理。

從某種程度來說，“浙江外賣在線”的上線，將意味著數字權利正在向官方移交，那么像美團一類的互聯網服務平臺將何去何從？

數字矛盾的激化

2020年9月，一篇由《人物》專欄發布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火遍全網。在這篇文章的開篇，《人物》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疑問，“一個在某個領域制造了巨大價值的行業，為什么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的制造者？”

沿著這個問題的思路，全網引發熱議，并將矛盾的焦點逐步鎖定在“算法”之上，這個最能代表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名詞。

隨后，在抱怨、探討、陳述等多種聲音之后，美團等外賣平臺相繼給出了自家的回復和措施——優化算法和系統機制，給外賣騎手稍微更充裕一點的配送時間。自此，聲音和討論逐漸弱了下來。

總結來說，“算法”退步，矛盾緩和。

但是，這個社會問題是否解決了？顯然沒有。

究其原因，就在于由“算法”所決定的行業規則始終被平臺緊緊握著。只要這個情況依然存在，那么外賣行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就很難解決。

而在這種情況的背后，有一個關鍵邏輯是需要我們每個人都認知清楚的——那就是在數字經濟時代，目前普遍的經濟行為都已經演化成為多方交易模式，而不是原來固定的雙方交易模式。

以外賣為例，在這條產業鏈上已經沒有簡單的買賣雙方，而是擴展成為消費者、商家、騎手、平臺等多個主體共存的多方模式。

很明顯，在這個模式下，像美團等第三方外賣平臺實際上并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第三方主體”。他們本身也是產業鏈的一員，由他們的算法機制來規范行業，顯然是不行的。

如果想要規范整個行業的發展，那么就必須讓獨立的、嚴格意義的第三方主體介入，并能以數字化手段對行業進行監管。也就是“浙江外賣在線”所強調的，以算法對算法，其核心延伸應該是以“第三方系統”算法對“服務平臺”算法。

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規范。值得一提的是，據官方數據顯示，目前“浙江外賣在線”已實現對“美團外賣”“餓了么”兩大外賣平臺、29.33萬商家、35.3萬騎手、日均400萬份外賣食品的綜合治理。就“外賣配送時間”這個問題，該系統也將以算法給出更合理的配送時間。

如今來看，幾個平臺都在積極地配合官方系統共建新生態。在“浙江外賣在線”上線的背后，恰恰是互聯網服務平臺提供的底層技術和數據支持。那么，對于數字經濟而言，這或許將是一場顛覆性變革的開始。

數字權利的移交

回過頭來看“浙江外賣在線”，除了可以制定合理的外賣配送時間之外，該系統還推出了廚房“AI巡檢”、平臺“數據畫像”、商家“經營風險感知”等多維度的功能和服務。

由此可見，該系統的核心在于“監管”，但又不僅僅局限于“監管”，同時也延伸出了多條服務路徑。很多往往需要互聯網服務平臺“自查”、管理以及服務的內容都可以真正由第三方數字系統接管，進行有效干預。

比如，外賣平臺對商家后廚衛生的監管工作就可以進一步移交給官方。目前，在“浙江外賣在線”平臺上，消費者已經可以登錄平臺來查看各個商家的后廚環境。據統計，平臺已經接入“陽光廚房”商家8.42萬家，糾正后廚問題5044個，處理違規商家184家。

那么，這實際上便是智慧監管打破長期以來互聯網服務平臺的數字特權的一次嘗試。未來，隨著智慧監管系統越來越完善，那么我們或將看到在數字化發展過程中，更多的權利、服務從互聯網服務平臺移交給官方的數字系統。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明確，各地的智慧監管工作仍處于起步階段，圍繞智慧監管平臺的搭建，其中對于技術、權責、流程、服務等模塊的融合仍在探索。

類似“浙江外賣在線”完備的系統并不多，深圳市場監督管理局攜手平安智慧城市打造智慧食品安全平臺算是一個，該平臺主要通過AI視頻/圖像識別、大數據、物聯網（IoT）和移動互聯網技術，針對各種環境下的后廚、食材存儲、加工間等區域，實現在監管區域自動化實時識別、監測、預警和管理后廚運輸、存儲、加工、操作等環節的違規行為和風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