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中心是數字時代的關鍵基礎設施。它承載著數據存儲與計算的重要任務，對人工智能、數字政府以及云計算等領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互聯網公司的業務屬性更是決定其高度依賴數據中心。2022年亞馬遜、微軟、谷歌和Meta在數據中心上的資本支出激增33%，逼近1000億美元，這四大互聯網企業掌控著全球超過一半的超級數據中心。為了擴展全球業務版圖，這些跨國互聯網企業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龐大的數據中心網絡。

通過分析這一傳播基礎設施，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首先，數據中心有哪些關鍵特征，尤其是帶有何種傳播屬性、發展屬性？其次，美國互聯網公司在全球布局大量的數據中心對于世界各國的社會發展帶來了哪些影響？最后，以數據中心為切角能夠窺探出信息資本主義的哪些歷史發展規律？此外，本文還將分析中美關系如何影響中國數據中心產業的發展，從而揭示當前全球信息流動秩序的基本特征。

“衛星地帶”數據中心的三個特征

以下將從三個方面深入剖析數據中心的特征與作用，即建設運營、地理布局以及業務應用。

數據中心是集算力、電力、土地資源、冷卻能源的傳播基礎設施。 其中，算力作為數據中心的核心，由高性能的硬件和軟件共同構成。網絡設備，尤其是包含大量顯卡 （GPU） 、中央處理器 （CPU） 以及硬盤的設備，其性能與數量直接決定了數據中心的計算與存儲能力。此外，硬件設備間的數據傳輸與網絡資源分配還依靠先進的軟件系統。它決定了服務器的運轉效率、數據訪問的穩定性以及數據計算和應用的成本。在中美科技產業博弈中備受關注的高性能顯卡，正是亞馬遜、微軟等互聯網公司建設運營其數據中心的核心硬件。

首先，數據中心的建設運營需要確保上述設備以穩定高效的方式運轉。 土地、電力與冷卻能源 （比如冷卻水） 構成另一組關鍵要素。由于數據中心的存儲屬性，它們需要保持24小時不間斷地穩定運轉，以滿足用戶隨時訪問的需求。同時，隨著數據量和計算量的不斷增長，數據中心的規模迅速擴張。因此，谷歌、亞馬遜早已成為大型房地產、能源公司。它們在全球范圍內購置大量土地，并與能源公司和公共部門簽署長期購電/水協議。例如，從2014年開始，谷歌僅在荷蘭就購買了長達45年的電力資源。

其次，數據中心的地理布局深受其建設運營特征的影響。 最核心的三大因素是穩定的能源供給、適宜的氣候和高效的連接。

第一，穩定的能源供給是數據中心地理布局的重要限制條件。如南非的頻繁停電就制約了谷歌、亞馬遜等跨國互聯網公司在當地建設數據中心。

第二，適宜的氣候條件有助于降低數據中心的冷卻成本。這使得高緯度地區的數據中心數量遠多于低緯度地區。中國互聯網企業在四川、內蒙古、貴州等地布局數據中心也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高效接入互聯網是數據中心布局的另一影響因素。大部分數據中心的功能均以接入互聯網為前提，因此它們通常位于光纖、海底光纜等互聯網基礎設施密集的地區。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進一步凸顯了高效連接的重要性。因為該技術依賴于接入互聯網并快速合理調配全球數據中心資源，完成計算。愛爾蘭、荷蘭等地區就憑借豐富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成為亞馬遜、谷歌等企業的戰略要地。

最后，數據中心的業務應用幾乎全方位覆蓋信息社會。 如今熱議的數字政府、大模型、云計算都無法脫離數據中心。以ChatGPT為例，微軟通過其擁有的數據中心為OpenAI提供算力支持，成本高達上百億美元。分布在全球的數據中心確保了ChatGPT能夠滿足上百個國家的用戶需求。此外，微軟能夠在不同地區的數據中心復制ChatGPT模型，從而降低自然災害等危機帶來的影響。微軟憑借先進的軟件技術連接不同的數據中心，按需調配數據資源，可以大幅降低OpenAI的運營成本。二者的緊密結合也增強了微軟的人工智能業務。微軟能夠迅速推出Azure OpenAI服務，涵蓋搜索引擎、辦公軟件等重要業務，離不開數據中心的支持。基于這些業務應用案例，便不難理解OpenAI創始人會公開感謝微軟為其大模型提供的支持，微軟董事長也宣布新的互聯網浪潮屬于人工智能。

上述實踐充分展示了數據中心的重要性。隨著業務種類、數據量的迅速膨脹，互聯網公司紛紛開始建設運營超級數據中心。

“中心—衛星”：全球數據中心產業的擴張特征

目前，美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的數字化發展呈現“中心—衛星”結構。其中，美國占據信息秩序中心，高度介入“衛星地帶”的數字化發展。同時，美國大規模攫取“衛星地帶”的公共資源，沖擊并形塑了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結構。

首先，美國在全球數據中心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其數量和規模遠超其他國家。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本土數據中心數量超5000個，相較之下，德國、英國和中國的數據中心總數不足2000個。此外，美國互聯網公司擁有全球超過一半的超級數據中心。這表明美國掌握了龐大的算力資源。因此，即便處于美國以外的地區，各主體將數據流向美國進行處理的成本也相對較低。

例如，歐洲眾多企業的數據在經由美國本土的數據中心處理后，才被本地用戶進一步使用。大部分微型和小型企業反對歐洲加強數據跨境監管，因為這將顯著增加其經營成本。這種跨境信息傳播模式不禁讓人聯想到在電報通信時代，法國的軍事通信依賴英國的電報線，信息先傳到倫敦再抵達巴黎。即便到了電話通信時代，科特迪瓦與鄰國加納的交流也必須在倫敦中轉。

其次，考慮到數據主權等多重因素，美國互聯網公司早已在全球布局數據中心。這進一步鞏固了其在信息領域的核心地位，并賦予其壓倒性的算力優勢。因此，美國在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擁有核心競爭力。盡管歐盟等地區開始嚴格監管數據跨境，但其本土數字化發展仍然高度依靠美國互聯網公司。由此形成全球信息流動秩序中的“中心—衛星”結構。

近年來，美國企業的數據中心布局與當地社會的數字化同步進行，包括公共部門、私營企業的云遷移，涵蓋電信運營商、能源企業、金融業、城市治理等多個領域。以歐洲為例，歐盟委員會希望到2030年75%的歐洲企業采用云計算服務等技術。但這一目標高度依賴美國互聯網公司。數據顯示，亞馬遜、微軟和谷歌等美國互聯網公司占據了歐洲70%的云計算市場。即便為了“增強數據主權”，法國和德國的電信運營商在搭建其“主權云平臺”時，也不得不分別依賴谷歌和微軟的云技術。

在發展中國家，“中心—衛星”依附結構更為明顯。尼日利亞80%的公共衛生數據存儲在谷歌、亞馬遜和微軟等企業的云服務器。本土學者指出，此舉僅有助于互聯網公司盈利及獲取數據，而無益于提高尼日利亞存儲公共數據的能力。2022年，印度產業巨頭阿達尼集團 （Adani） 與谷歌簽署云計算合同，遷移核心應用及數據至谷歌云。非洲銀行NedBank則宣布由微軟管理其用戶數據。

由此可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數字化發展均依托云計算等技術。美國互聯網公司憑借其全球數據中心布局，使得各地數字化發展實質上依附于它們。其強大算力壓制了本土數據中心企業的發展。2018年，印度尼西亞政府試圖放寬外企建設數據中心的限制以促進經濟發展，但遭到本土商業組織的反對，他們認為此舉可能有損國家信息主權和本土利益。

綜上，美國互聯網公司以其全球數據中心為踏板，高度介入“衛星地帶”的數字化進程。“衛星地帶”為它們開放土地的同時，也向其貢獻著數字時代的關鍵資源——算力與數據。

更為重要的是，借助在“衛星地帶”布局數據中心，美國互聯網公司的產品業務得以向周邊市場擴張。以歐洲為例，2014～2021年阿姆斯特丹數據中心市場年平均增長率超18%，與法蘭克福、倫敦、巴黎共同構成歐洲數據中心的一級市場。龐大的基礎設施資源，助推了美國互聯網公司的市場擴張至整個歐洲乃至非洲。

這揭示了全球數字化發展“中心—衛星”結構的另一面： 美國互聯網公司高度攫取“衛星地帶”的公共資源，從而產生深遠的政治經濟影響。

前文提及，建設數據中心除需巨額資本外，還依靠龐大且穩定的電力和水力供應。目前，全球數據中心能耗約占全球發電總量的3%，英國則有12%的發電量供應給國內的數據中心。預計到2030年，僅微軟、亞馬遜等企業的數據中心就將消耗愛爾蘭70%的全國電量。

在荷蘭，谷歌等美國互聯網公司大規模攫取能源更為突出。2014年，谷歌與荷蘭公用事業公司Eneco簽署了為期10年的62兆瓦購電協議用于建設數據中心。該數據中心為谷歌的大量產品提供支持，比如郵箱、云服務和YouTube。隨著數據需求急劇增長，數據中心不斷擴張，谷歌在2017年對海上風電場的投資就超過136.7億美元。2019年，微軟也同Eneco簽署15年的購電協議，獲得90兆瓦的風電供應。2022年荷蘭媒體曝光微軟數據中心年耗水量高達8400萬升，遠超此前政府與公司公布的1200萬～2000萬升。

此外， 美國互聯網公司無一例外成為重要的“房地產商”，在全球大規模收購土地。 報告稱2018年谷歌在阿姆斯特丹以外地區購買了750萬平方英尺的土地。2021年，Meta計劃在荷蘭中部的澤沃德 （Zeewolde） 建立超級數據中心，占地約200萬平方英尺。2022年，谷歌進一步在格羅寧根購買大批土地以建立數據中心。

“衛星地帶”在面臨經濟轉型壓力的同時，必須不斷平衡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格羅寧根省官員曾表示，該地區集貧窮、去工業化、高失業率于一身。為了不被以數據基礎設施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拋棄，他們寄希望于建設超級數據中心帶來的經濟效應。官員認為谷歌為格羅寧根帶來了大量的就業，同時提高了當地供應商的收入，還在當地大學給年輕人提供編程教學。谷歌全球數據中心副總裁喬·卡瓦 （Joe Kava） 曾表示，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谷歌得以在荷蘭順利扎根。經濟發展的訴求解釋了為何部分地方政府經常與互聯網公司達成保密協議，隱瞞數據中心耗能情況。

然而，任何地區的土地資源、能源供應都是有限的。賽博空間的擴張，必須以充足的資源供給為先決條件。在愛爾蘭，國家電網運營商已發出警告，如果不增加電力供應，都柏林地區未來五個冬天都可能面臨電力緊張問題。隨著微軟、亞馬遜等跨國公司愈發介入公共生活，數據中心的建設開始與不同利益群體產生激烈沖突。

“衛星地帶”的“雙向運動”

由于數據中心的安全與發展屬性，“中心—衛星”結構在擴張中面臨復雜的社會張力。這些地區的“衛星化”包含激烈且多面向的權力博弈，催生了以保護本土發展為名的“雙向運動”。政府、本土組織和居民等主體通過不同方式，培育本土的數字化發展以及減緩環境破壞等。

為了實現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發展，“衛星地帶”普遍采取兩種路徑：培育本土數據中心與云計算產業，以及限制數據出境。

在培育本土企業層面，采購技術和成立合資企業的形式較為普遍。比如由德國、法國聯合倡議和牽頭，建立屬于歐洲的數據基礎設施，成為屬于歐盟公有云的“母云端”。2021年的數據顯示，歐盟委員會同意向該計劃投資20億歐元。在印度，阿達尼盡管與谷歌達成了云遷移協議，但是同時，它與數據中心運營商EdgeConneX （仍然是美國企業） 以50∶50股份成立合資企業Adani Enterprises，共同開發運營數據中心。

限制數據出境是“雙向運動”的另一重要表現，主要通過立法、處罰、物理隔離實現。歐盟近年來發布的相關法律條規，增加了亞馬遜等美國企業的合規成本，例如《一般數據保護條例》《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等。從2019年起歐盟對亞馬遜、Meta、谷歌開出的罰單超過10億歐元，2023年5月Meta再次因違反數據保護條例向美國傳輸用戶數據而被重罰12億歐元。

在尼日利亞谷歌的非洲云服務總監Niral Patel稱，肯尼亞、尼日利亞等國家也陸續要求互聯網公司將數據存儲在其境內并通過本地托管的服務器進行處理，為滿足合規需求，谷歌等企業也因此在這些地區建設新的數據中心。

發展自主性問題之外，數據中心擴張帶來的環境問題還引發了政府、環保組織和居民通過禁令、游行等方式進行反抗。2018年谷歌的數據中心正式運營開始，荷蘭社會便出現激烈的抗議運動。2019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宣布暫停建設數據中心，理由是數據中心對電網造成巨大負擔且超出政府的掌控范圍。荷蘭農業組織代表35000多名農業企業家則反對微軟建設數據中心，認為當地政府沒有充分考慮農民的利益，也沒有謹慎評估對農業用地的環境影響。2022年愛爾蘭都柏林地區議會禁止新建數據中心。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土著居民也曾激烈抗議亞馬遜建設數據中心嚴重破壞生態多樣性。

政府、本土產業和居民等主體掀起的“雙向運動”表明數字化發展充滿矛盾張力。這一過程既不可能光滑平整，也不存在東風徹底壓倒西風。僅長遠規劃與吸引投資之間的沖突就足以影響數據中心落地。復雜導致不能盲目地將一切“雙向運動”本質化。

不同主體對本土發展的理解和利益綁定存在較大差異。數據中心牽涉經濟、環境等多個領域，同一個政府的經濟部門與環保部門基于保護本土發展可能產生對立的政策。因此，將這種矛盾張力放置于“中心—衛星”的信息流動結構中辨析至為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雙向運動”的產生具有一些前提條件，比如國家通信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本土有建設運營數據中心的能力。目前，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雙向運動”的程度相對較弱，甚至沒有。這些地區的數據中心產業有可能剛起步，或者毫無基礎，只能近乎完全依賴美國，甚至是“衛星地帶”。比如柬埔寨必須依賴日本來建設其國家數據中心。

“衛星地帶”作為信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老命題

前文對“衛星地帶”的分析揭示了信息資本主義的關鍵特征：它高度依賴“中心—衛星”的同頻互動發展結構。這表明各地區的信息技術發展、能源供應乃至政府行為和社會運動都并非孤立存在。

首先，信息資本主義無法脫離“衛星地帶”。硅谷科技產業的繁榮和對全球信息市場的高度壟斷，均以持續攫取“衛星地帶”的公共資源為前提。如果失去荷蘭的水、新加坡的電、愛爾蘭的土地，ChatGPT等信息技術的爆炸增長便不復存在。研究表明，微軟消耗大量水資源以訓練GPT-3模型。如今ChatGPT每回答數十個問題，微軟數據中心就需要耗費500毫升水，而每周有上億用戶涌向該應用 （及其背后的數據中心） 。然而，數據中心在全球布局，或許分散和阻礙了人們關注信息技術的耗能問題。

其次，信息資本主義深度介入“衛星地帶”的社會發展。有限的資源不可能按需分配至國家發展的各個領域。當“衛星地帶”的傳播基礎設施、電信產業高度集中時，公共資源的供給就會向其傾斜，從而限制其他政治經濟活動。當愛爾蘭70%的電力都需要供應給數據中心，荷蘭的農業用地也必須讓位于數據中心擴張，工業部門、農業機構、農民等主體則必須以各種形式直面信息資本主義帶來的外部性代價。無論是“衛星地帶”已經發起的“雙向運動”，還是鼓勵/壓制“雙向運動”的政府決策，均是外部性代價的重要體現。

基于以上兩點，我們不難理解，信息資本主義的中心與“衛星地帶”的興衰是同步發生的，兩者高度同頻。人工智能產業在硅谷集中爆發的同時，“衛星地帶”則大規模將煤炭、風力、土地轉化為數據中心的電力。每一次語言大模型的訓練和使用都是以全球數據中心有充足的冷卻水為前提。因此，挖掘美國主導的全球信息秩序，不能局限于中心節點的美國國家力量作孤立分析，而要納入該全球體系中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等因素進行整體式分析。

歷史表明，上述信息資本主義的特征與張力早已存在。這種發展的關聯并非始于信息技術升級。19～20世紀，美國大眾報業的興盛高度依賴加拿大的木材，歷史學家邁克爾·斯塔姆 （Michael Stamm） 發現1931年《芝加哥論壇報》每日需要砍伐50英畝的加拿大樹木。龐大的需求量深刻影響了加拿大的經濟結構。

著名傳播學者伊尼斯曾研究加拿大的經濟發展如何高度依附美國，成為其原材料和初級加工基地，為美國的發展承擔了外部性代價。伊尼斯曾指出，加拿大的經濟發展被牢牢鎖死在西方文明 （美國） 的主導下。斯塔姆進一步總結，若想研究美國的傳播史就必須先理解加拿大的歷史。換而言之，加拿大為美國大眾報業提供了物質基礎，所以，只有對兩個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興衰作整體分析，才能真正理解信息資本主義的傳播和發展屬性。

曾經，美國報業依賴加拿大木材吸引大量讀者；如今，硅谷則依靠全球資源吸引龐大用戶。盡管表象相似，但是數據中心的興起仍然為信息資本主義帶來新變化。

一方面，結構體系更為多元。大眾報刊時代，信息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構是以美國西海岸—加拿大魁北克為代表的“中心—邊緣”。隨著信息技術的升級，逐漸演變為硅谷—荷蘭等—南非等為代表的“中心—衛星—邊緣”。美國主導的互聯網企業在全球布局數據中心，雖未改變信息資本主義的本質結構，但確實為其發展增加隱蔽性。

另一方面，發展張力更加復雜。數據中心的數據處理功能，使其區別于服務美國的造紙廠、印刷廠。不少“衛星地帶”建設數據中心有著明確的發展目的，比如保障當地的信息主權、提升數字經濟。荷蘭的數據中心禁令目前仍在調整；新加坡則在宣布暫停增建數據中心3年后，將頒布更加嚴苛的數據中心落地計劃。作為美國深入東歐市場的重要踏板，法蘭克福與柏林甚至希望采取更加激進的數據中心落地政策以提振經濟。這表明，不同地區在各個階段的數據中心戰略考量都存在明顯差異，其發展張力的復雜程度迅速提升。

上述案例揭示了信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特征和歷史規律： 信息網絡擴張過程是立體且凹凸不平的。 因此，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術備受矚目的當下，探究不同地區在同一結構內的相互關聯，以及數據中心全球布局的深遠影響顯得尤為重要。此外，如果說世界體系的研究強調邊緣、“衛星地帶”對中心的高度依附性，那么對信息資本主義的分析或許表明，中心對其外部存在高度依賴性，二者互為表里，其發展則是在依附性與依賴性的張力博弈中演進。

中國：“中心—衛星”的例外體系？

若全球信息流動秩序以“中心—衛星”為特征，中國在此中的定位如何？美國不僅限制中國企業購買數據中心的重要硬件GPU，還通過“清潔云”計劃阻礙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擴張國際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實施嚴格的數據跨境監管。在內外因素影響下，中國數據中心產業似乎發展出一套例外體系。

目前，中國數據中心企業在本土市場占據絕對優勢。報告顯示，亞馬遜在中國公有云市場僅占8.1%，是前五名中唯一的海外云服務商，這與歐洲形成鮮明對比。阿里云、華為云等的快速崛起與國家的相關政策布局如建設“數字中國”，以及龐大的政企消費市場緊密相關。2022年，中國啟動“東數西算”工程，充分釋放市場空間以引導投資，騰訊云、阿里云、華為云等企業順勢在全球互聯網經濟轉型中找到新增長點，本土數據中心供應商的優勢得以鞏固。這在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日趨緊張的當下顯得尤為重要。

此外，嚴格的外商投資限制也促進了本土數據中心產業的發展。外商投資實體需要申請“IDC許可證”方可經營數據中心業務。微軟、亞馬遜采取由中國公司運營管理的物理隔離方式實現市場擴張。

例如，2012年世紀互聯公司代理微軟運營其數據中心。2014年微軟在中國啟動兩個數據中心，成為首個在中國商用的國際公有云，并相繼引入Office365、Power Platform等產品應用。2017年亞馬遜通過與西云數據達成合作，順利合規進入中國市場。“云上貴州”也讓蘋果的云服務順利扎根中國，成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縱觀全球，中國的經驗目前或許稱得上較為成功，因為鮮有類似歐盟重罰美國互聯網公司的案例。然而2023年3月有報道稱，微軟提醒中國用戶部分產品數據可能傳輸至境外處理。因此，中國的數據規治經驗仍需進一步觀察驗證。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數字化發展仍未完全獨立于美國主導的“中心—衛星”秩序。美國互聯網公司在數據中心領域的壓倒性優勢體現在中國企業海外市場。網易游戲、嗶哩嗶哩等中國企業出海基本都依賴亞馬遜。后者以近8成的占有率牢牢把握中國企業出海的數據處理服務。與此同時，加上美國的多重限制，“中心—衛星”的不平等結構始終深度影響中國數據中心產業的發展。因此， 如何評判中國的數字化發展仍然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問題。

通過深入分析全球數據中心及其影響，本文揭示了當前全球信息流動的基本秩序。以美國主導的“中心—衛星”體系，由多個事實構成。一是數據中心的本土擁有量，決定了美國數據的吞吐量；二是數字化程度高的地區對美國互聯網公司存在顯著依附；三是美國互聯網公司在“衛星地帶”攫取公共資源的體量。

基于這種整體認識，世界各地的“信息運動”得以并列分析。“衛星地帶”頻發的“雙向運動”、美國對中國的顯卡制裁，以及美國互聯網公司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擴張，這類事件或許都應該放置于同一信息流動結構的變動中進行辨析。

因此，如今備受關注的大模型追逐戰，也可以理解為數據中心的布局競賽。美國在全球占據的各種資源能夠快速轉化為算力。然而，“衛星地帶”則需不斷替其宗主承受這套信息流動體系帶來的外部性代價。在信息技術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或許更應關注基礎設施層面的不平衡發展，以準確評估各主體間的實力差距。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文化縱橫 ，作者：何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