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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媒體注：本文來自于棱鏡（ID：lengjing_qqfinance），作者：周純，編輯：楊顥，鈦媒體經授權發布。

從“兩高”關于非法放貸刑事案件的認定，到銀保監會對于融資擔保的監管補充，近期密集的監管文件，給原本迅猛增長的互聯網助貸業務按下了暫停鍵。

過去兩年，持牌金融機構的低成本資金，與擁有流量、數據的互聯網平臺一拍即合，所形成的互聯網助貸模式，成為金融科技領域最活躍的一塊業務，并支撐起了中國數萬億元的消費金融市場。

有錢的地方就有江湖。

這一成熟穩定且賺錢的業務，一度引得傳統銀行、互聯網銀行、消費金融公司、互聯網巨頭、助貸平臺等多方競相入局角逐，并在這個豐富的生態圈中，依據資源強弱關系，自動構建起一座“等級森嚴”的金字塔。

如今，對放貸利率嚴格限定在IRR（內部收益率）36%以內，以及互聯網越來越貴的流量成本，讓原本雙贏的助貸業務變得越來越難。而尚未正式落地的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更讓互聯網助貸這一業務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當錢不好賺了，江湖開始生變。

監管加碼：36%實際年利率的秘密

進入11月，何奇（化名）發現，他所在的一些買量賣量群開始變得沉寂了。

何奇在一家持牌消費金融公司任職，負責開拓和對接放貸渠道。這些由資金、貸超、助貸等各方組成的買量賣量群，是機構資金對接流量平臺的信息場，也是他以往搜集合作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10月份監管密集發文后，互聯網助貸業務深受影響，微信群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囂。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印發《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除了對非法放貸有了細致的量刑規定之外，還對放貸利率的計算有了統一口徑：非法放貸行為人以介紹費、咨詢費、管理費、逾期利息、違約金等名義和以從本金中預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關數額在計算實際年利率時均應計入。

據《棱鏡》了解，以往互聯網貸款的利率一般以年利率APR（Annual percentage rate）來宣傳，既沒有體現資金的時間價值，也沒有將服務費、手續費等其他成本計算在內。而內部收益率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則更能體現用戶的實際貸款成本，它計算的是未來全部現金流入折現后與現金流出折現值相等情況下的折現率。

多位業內人士告訴《棱鏡》，APR 36%的利率，如果換成IRR計算，利率在58%—62%左右，兩者至少相差20個點以上。

在前述監管文件下發后，《棱鏡》獲悉，多家助貸平臺都在加緊修改產品，使其實際利率不超過36%，包括提前結清手續費、罰息、逾期手續費等等，也都計入實際利率。甚至，還將超過IRR36%的部分退還給用戶。

“特別卑微。”何奇這樣來形容他們的處境，在他看來，IRR36%基本上賺不到什么錢了。

嚴格限定利率還只是一方面。在上述通知發出僅兩天后，中國銀保監會下發《關于印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的通知》（下稱“《補充規定》”），其中規定，為各類放貸機構提供客戶推介、信用評估等服務的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提供或變相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對于無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但實際上經營融資擔保業務的，監管部門予以取締。

在實際操作中，助貸平臺通過融資擔保的形式，對貸款業務進行風險兜底，是助貸業務的一大特征，也是持牌金融機構愿意和助貸平臺合作的前提條件之一。

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彥指出，不少助貸平臺通過收購或者自建融資擔保公司，“一家人”共同給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助貸服務，形成“換湯不換藥”式的兜底。從《補充規定》來看，助貸機構可能被認定為“變相提供融資擔保服務”，雖然有持牌融資擔保公司參與，但實際風險最終由助貸機構（或其實際控制人）承擔，長遠來看仍存在合規風險。

據《棱鏡》了解，由于正式的互聯網貸款監管文件還沒有出臺，助貸平臺們都在焦灼觀望中。

一拍即合：低成本高收益的生意

近幾年金融科技的興起，讓互聯網獲客成為主流。一大批原本難以進入銀行服務范圍的“白戶”（即沒有任何征信記錄的用戶），在互聯網平臺大數據的幫助下，成為新的目標用戶，且帶來的風險溢價明顯。

“銀行手里有大量便宜的資金，互聯網平臺擁有流量和數據、風控能力，雙方一拍即合，銀行出資金，互聯網平臺幫助獲客，各取所需，利潤按比例分成。”一家頭部助貸平臺副總裁劉方（化名）這樣向《棱鏡》來解釋互聯網助貸。

例如，中國農業銀行截至2019年6月末的存款平均付息率僅為年化1.51%。即使是銀行體系內成本較高的城商行、農商行，資金成本也在7%-8%左右。“這樣的資金成本率是互聯網平臺望塵莫及的。”劉方感慨。

螞蟻金服集團數字金融事業群總裁黃浩近期在《財經》撰文稱，傳統商業銀行的資金渠道多，資金成本低，但是長尾用戶數據少，數字風控能力相對不強；互聯網平臺或金融科技機構則相反，擁有觸達長尾客戶的豐富場景，有互聯網生態下的海量行為數據，以及在實踐中鍛煉出來的大數據風控技術，但資金規模不足。只有通過雙方的合作聯營，優勢互補，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普”和“惠”。

一般而言，行業內會將金融機構和互聯網平臺的合作模式，分為助貸和聯合貸款兩種模式。最簡單的區分在于，聯合貸款雙方都具備放貸資質（如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網絡小貸公司），雙方按約定比例出資，風險各擔；助貸模式主要是具備或者不具備放貸資質的互聯網平臺幫助金融機構獲客和風控，向金融機構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并引入保險或者融擔公司進行兜底。

劉方向《棱鏡》介紹，大銀行一般不需要助貸，因為它不愁客戶，自己就有能力做；助貸主要是幫助一些獲客和風控能力較弱的城商行、農商行。銀行業原本競爭就日趨激烈，加上受到金融科技的強烈沖擊，這種互聯網助貸模式的出現，猶如一根救命稻草，被城商行們緊緊抓住。

據《棱鏡》不完全統計，目前僅和BATJ等互聯網巨頭合作的城、農商行就超過了20家，和一些小助貸平臺合作的城、農商行更是不計其數。

上市城商行的財報數據顯示，2018年上海銀行等7家城商行的個人消費貸款增速超過了100%，其中天津銀行的個人消費貸款規模從2017年的87.93億元增長至778.96億元，增速達到了785.88%。截至2019年6月末，上海銀行、江蘇銀行、寧波銀行、天津銀行的個人消費貸款余額均超過了1000億元。

在銀行人李意（化名）的視角里，這兩年互聯網聯合貸款之所以爆發，還有一個原因是銀行按揭貸款受到政策限制，導致銀行的個貸業務增量壓力就落到了非按揭貸款上面，類似的互聯網模式貸、保險模式貸就變得熱門起來。

李意是一家國有大型銀行某分行的行長，他所在的銀行目前跟螞蟻金服、京東數科都有業務合作。”基本上都是我們出資金，他們出客戶。“

在他看來，對于這批在互聯網申貸的客戶，由于其大數據并不在銀行，或者資質達不到銀行要求，因此能通過和巨頭合作低風險地放出較高利率的貸款來創造收益；同時，名義上這批客戶也就是銀行的客戶了，等于通過巨頭渠道批量獲得了客戶。

“獲客成本低，收益不低。”他總結道。

分潤分成：流量方是最大贏家？

在互聯網聯合貸款這個鏈條上，出資比例、批貸率、貸后管理、催收、收入分成……一環扣著一環，每一環都需要雙方來談判協商。但多位從業者對《棱鏡》表示，最容易產生矛盾的地方，還是在利潤分成上。

何奇告訴《棱鏡》，在最初的聯合貸款模式中，雙方的出資比例一般為1：9（銀行為9），后來在疑似監管文件的要求下，目前出資比例已經變為3：7了。而助貸模式下，以年化利率36%的產品為例，資金方一般拿走其中的10%-15%。

劉方則更為詳細地向《棱鏡》介紹了助貸模式的利潤分成模式。同樣以年化利率36%的產品為例，金融機構需要一個固定收益，通常為10%-15%。這其中，城商行自己的資金成本約為7%-8%，再加上它的運營、管理、保險成本，“銀行分走12%就算很厚道了”。

其次，剩下的一半的收入（折算成年化約10%-12%）都被流量平臺拿走了。劉方感慨，隨著互聯網流量越來越貴，轉化率普遍下降，導致他們的獲客成本已經不比資金成本低了。

“你以為最后剩下的10%—12%收入都歸我們助貸平臺了嗎？”劉方自問自答，這其中，壞賬要去掉至少5%-6%，數據費和催收費加起來還要去掉至少2%。“（最后）所剩無幾了。”

同無數掘金故事中賣水的人笑到最后一樣，劉方感慨錢越來越不好賺：“都給流量方打工了。”為此，他們只能不斷優化自己的數據和風控能力，降低獲客成本，從而多爭取一兩個點的收益。

金字塔下：巨頭吸走大部分體量

在助貸和聯合貸款這個豐富的生態圈中，如果要問究竟誰更有話語權和議價權，不同的人會給你不同的答案。

在劉方的眼里，雖然整個合作都由他們助貸平臺在積極地推動，但最終決定做不做，以及如何做，甚至利潤如何分成這樣的細節，都由持牌金融機構說了算。因為在這個市場中，牌照和助貸相比，前者更加稀缺。而助貸平臺顯然處于金字塔的底端。

雖然同屬于互聯網平臺，但BATJ這樣的互聯網巨頭，因為同時擁有流量、牌照（如互聯網銀行、小貸牌照）、大數據等各方資源，足以讓它們站上金字塔的頂端，甚至一度不愿意帶金融機構“一起玩”。

李意就對《棱鏡》表示，在他們的聯合貸款業務中，互聯網巨頭顯然占據主導權，巨頭跟銀行合作是一對多的模式。獲客渠道和大數據基本上都由巨頭把控，銀行只出資金，沒有主動權，客戶粘性遠遠不夠。

“有抵押模式的還好，還有希望轉化為銀行客戶。如果是無抵押模式的，就很難了。”他補充道。

麥肯錫2018年的一份報告指出，過去2-3年，銀行業與互聯網公司逐步意識到彼此不可或缺的價值，傾向于一起分食蛋糕，合作案例逐步增多，如國有四大行已經分別與BATJ建立合作，股份制銀行與城商行也在行動中。

“但雙方在這種合作關系中都異常審慎。”該報告稱，互聯網公司會與多家銀行合作，刻意避免銀行合作伙伴出現一家獨大的情況，導致銀行能力過強、直接攫取互聯網公司的客戶；同樣，銀行業也試圖打造自身的區域或業務優勢，避免與互聯網公司簽署僅僅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和牌照為交換條件的協議，而是更多獲得客戶的相關數據。

但現在，監管層對于互聯網小貸以及ABS（資產證券化）的一系列限制，使得互聯網巨頭原本依靠自身小貸和ABS杠桿來獲取資金放貸的模式，已難以為繼。這也是這兩年巨頭們紛紛開始“去金融化”，轉型為金融科技賦能平臺的原因。例如，2018年3月，螞蟻金服微貸業務的負責人就對外透露，螞蟻金服已經在積極探索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將嚴格按照新規要求，由金融機構自主風控，螞蟻金服也會做風險評估，但審批額度以機構終審結果為準，螞蟻金服不會兜底。

巨頭們開始“下場”與金融機構開展合作，對于劉方所在的助貸平臺們而言，是一個不小的沖擊。他對《棱鏡》坦言，在BATJ開放合作之后，不少以前和他們合作的城商行，轉而選擇去和BATJ們合作，畢竟同巨頭們的體量相比，和小的助貸平臺合作效率會低不少。

“巨頭們吸走了市場上的大部分業務體量。”他說。

潛在風險：誰能兜底？

隨著參與方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互聯網助貸是否會重蹈網貸的覆轍，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尚未正式落地的監管政策，始終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所有從業者頭上。

據劉方介紹，目前互聯網助貸行業的月規模在1000億元左右，且都是小額分散的貸款。“我從來不覺得它會有系統性風險，但不排除它的規模有可能會迅速擴大。”

李意也對《棱鏡》表示，目前互聯網助貸的量還沒有放大，以他們行為例，在全國的貸款率也就在幾百億元規模，占比并不大。但如果量積累到一定程度，他認為風險可能來自兩方面：

一是來自客戶。此類貸款綜合成本基本都在12%以上，有的甚至在18%~20%，愿意接受這個成本的幾乎是次貸類客戶，會不會發生類似于此前校園貸等風險還不得而知；

二是來自于平臺本身。銀行對這類客戶這么爽快放款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兜底措施，當量大到一定程度，互聯網平臺還能否兜得住，也是未知數。

黃浩在前述撰文中也提到，部分助貸機構風控技術能力不強，甚至商業、金融的場景和數據也比較缺乏，卻違規向聯營銀行提供直接或隱性的風險“兜底”；銀行風控管理參差不齊，部分銀行“獨立風控”一無系統，二無模型，三無策略，對“貸不貸，貸多少”放棄了自主決策，完全依賴互聯網平臺或助貸機構。在這樣的形式下，如果再與不合格的助貸機構進行聯營合作，容易在助貸機構和銀行兩個層面引發不良率攀升，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風險。

而從浙江、北京等地的監管發文來看，要求貸款業務服務當地；金融機構自身承擔風險，不允許互聯網平臺兜底；不得將貸款“三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環節外包給合作機構，等等，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劉方近半年明顯感覺到，越來越多的城商行開始希望走到自己兜底的路徑上去，并希望助貸平臺在合作過程中，幫助他們提高風控能力，包括不斷積累數據、培養人才等措施。

“這一方面是為了符合監管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家也都認識到，自己兜底能賺得更多，畢竟風險與收益成正比，誰承擔風險，誰就能分得更多的利潤。”劉方分析稱。

在11月12日的媒體通氣會上，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兼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肖遠企對助貸業務再度表態，稱監管部門一方面持開放態度，允許銀行業務經營有創新，另一方面也會密切關注助貸業務的潛在風險，比如科技安全風險、KYC風險、信譽風險等。“不管用什么樣的合作方式，銀行的核心業務都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強調。

更早之前，在今年年初的一次通氣會上，他曾提到，對于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監管部門一年之前就開始研究，并進行了廣泛調研，聽取各方意見，不斷地在完善，“有的東西還需要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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