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烏托邦是喬治·奧威爾在小說《1984》中虛構的概念，但在科技發展伴隨著信息泄露的今天，黑科技也許正領我們走近一個反烏托邦世界。也許最可怕的在于，根本毫無預警，用戶卻已經置身其中。

知名風險投資家羅杰·麥克納米（Roger McNamee，Facebook的早期投資者）似乎就持這樣的觀點。他在新書《Zucked》中寫道：“在我們準備好之前，一個反烏托邦的技術未來就已經充斥了我們的生活。

你覺得這聽起來像是夸大其辭嗎？讓我們來看看證據吧。一個全球第四大最有價值公司的鼎盛時期（也可以說是它最有影響力的時期），幾乎完全由一個年輕人控制，這個年輕人的整個職業生涯一直在經營這家他稱為“平臺”的公司。“公司”或“平臺”，不管怎么稱呼，它所提供的服務都堪稱新奇，因為它讓幾十億人在這個平臺上曬出嬰兒照片、生日祝福、音樂會推廣信息、還有各種千奇百怪的想法。神奇的是人們自愿曬出這些內容，還不收取任何報酬。

可是，用戶即使在登出該平臺后，他們的信息也會在網上受到追蹤，之后被復雜的人工智能程序分類處理并發送給約29000個預測數據端點，接著這些數據供廣告商和其它第三方使用。

好了，這回無需對大腦進行掃描，這些第三方也能知道關于用戶的所有信息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信息泄露不是秘密（盡管公司盡力不讓公眾知道）。不知何故，如此的背景下，人們仍然使用且熱愛這個平臺。

外國情報機構也熱愛這個平臺，僅僅是因為事實證明平臺用戶非常容易受到社會操縱（該公司自己也承認涉足這項黑魔法）。2014年，該公司開始研究它是否能夠操縱用戶悲傷和憤怒的情緒，結果它明白這么做是可能的。

當這一驚人的違反用戶信任事件被公開后，公司竟聲稱這不是什么大問題，許多公司都做了類似的事情。這是嚴重的問題，但是公司不以為然。

這家科技公司建立的初衷是構建人們的社交圈，可現在它似乎正在撕裂美國社會，損害美國的公民基礎，盡管并非有意為之。麥克納米解釋說：我們的“民主因為設計選擇而遭到破壞”。這里的“選擇”包括平臺上令人愉悅的、無摩擦的交互界面，因此可以留住平臺用戶。

毫不夸張地說，因為用戶的神經介質已經對該平臺標志性的藍色出現條件反射，在收到“like”或“tag”通知時大腦分泌多巴胺，用戶就會不斷去刷社交軟件，于是絕望的孩子困在牢籠里、咆哮的瘋子占據總統辦公室。即使是喬治·奧威爾，在這樣一場迷幻的盛宴之后，他的小說都寫不出這種糟糕的情況。我們卻身在其中。

到這里，讀者無疑已經猜到上述談論的公司就是Facebook和其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麥克納米與扎克伯格是舊交，他很熟悉扎克伯格并親切地稱他為“Zuck”。麥克納米寫道，2006年，他為22歲的扎克伯格提供咨詢，反對以10億美元的價格將Facebook賣給雅虎。扎克伯格當時說“我不想讓所有人失望”。而麥克納米則勸他把眼光放遠，“保持Facebook的獨立性”。扎克伯格聽從了他的建議，這才有今天的Facebook。

麥克納米也從這次咨詢中獲益，他和他的風險投資公司Elevation Partners都從Facebook的早期投資中賺了大錢。鑒于他的投資經驗，如今他對科技行業的反思也顯得合乎情理，麥克納米認為Facebook、Google和其它科技巨頭是目前對全球秩序最大的威脅。

麥克納米自稱為“專業投資人”，目前他主 張強 制打破Facebook的數據壟斷，并且要監管其商業行為。因此，《Zucked》一書給出了坦率而有趣的解釋，說明了一個花費幾十年時間挑選科技企業并為其發展助力的人，為何現在會抨擊這個行業。

麥克納米認為Facebook不辨是非，他憤怒地指責扎克伯格和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之前還是麥克納米向扎克伯格推薦她來Facebook（不然桑德伯格可能就去《華盛頓郵報》工作了）。麥克納米認為兩人對Facebook的控制力超過其它大公司的領導者。他們的權力組合之所以可行，僅僅是因為Facebook的“核心平臺”構成相對簡單，它由“一個產品和一個貨幣化方案”組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非科技公司，比如可口可樂、埃克森美孚，它們需要應對現實世界中復雜的實體工廠，還要處理集團中高度多樣化的工種雇員問題。

大公司通常需要把各種經濟活動整合起來，而Facebook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吸收其他生產性工人的經濟活動之上。最令人不安的是，一家產品被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使用的公司卻只有3萬名雇員。不論怎么看，人人都在刷Facebook，它在同化世界經濟。這不會讓你變好，但很可能讓你變糟。不同于埃克森美孚，它甚至不能送你去美國新墨西哥州。

Facebook的故事之前已經反復講過，而麥克納米的獨到之處在于，他把Facebook置于適當的科技史范圍內描述它的崛起。如果沒有iPhone、云數據存儲和業界“精益創業”模式（指先推出一個產品雛形，再根據市場和用戶反饋不斷改進），Facebook很可能也難逃21世紀初短命的社交媒體Myspace和Friendster的慘淡命運。麥克納米還提醒讀者，別忘了Facebook的前身Facemash，當時扎克伯格從在線學生宿舍目錄中竊取了女生照片，然后讓哈佛學生在Facemash網站上比較誰更性感。

是的，世界上第四大最有價值的公司起源竟然是對女性評頭論足。扎克伯格年輕時表現出的道德空虛應該反映出一些關于他和其他年輕的“破壞王”是怎樣做事的。正如麥克納米所寫的：“你可以想象，從業者因自己的行為對他人造成影響，卻無需承擔責任，對于硅谷的企業家和投資者來說，這種免責的哲學很具有吸引力。”

書中值得一提的是，麥克納米帶著憤怒提出了一個慎重的問題：“以前個人言論還會受制于社會壓力這一因素，可是如今的社交媒體使個人觀點完全不受控制”。耶穌有句圣言，大意是我們當中總會有一個怪人。

從前，群體中的怪人個體必須努力尋找同伙，方式有打電話，訂閱新聞通訊，開車去集會等等。可是現在，尋找同伙容易多了，只要登陸Facebook就能找到一堆應和的人，更甚的是，某些怪論在這個平臺有更為極端的趨勢，恰恰是Facebook的算法程序幫這些人找到了同伙。扎克伯格等人也許無心把美國的新納粹主義變成這代人的朋克搖滾，但他們創造的平臺已經產生了“一個反饋回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強化放大思想信念。

麥克納米的書不僅僅因作者的道德感而抨擊Facebook。書中的觀點很有力，而且逐條列出了可能讓Facebook就范的方案。作者相信Facebook可以朝著更良性的方向發展，甚至可能成為更有益于社會發展的公司。

作者的這一觀點是否正確還兩說，但Facebook造成的損害已經不可控。考慮到俄羅斯在Facebook上的活動很有可能影響了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這種損害也許會影響一代人。

但Facebook也是反烏托邦中的另類了，它的反常甚至會讓喬治·奧威爾都感到意外：Facebook已經“強大到沒對手”。然而，用戶投入的時間和流量是公司唯一的獲益途徑。如果失去用戶的持續關注，Facebook實際上什么都沒有，它的科技帝國可能輕如鴻毛，一吹就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