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一位以色列風投人士稱，他們沒有 華為 、聯想，也沒有索尼、三星，因為“猶太人缺乏安全感，講求快速獲利”，缺乏對企業、產業成長的耐心。

“不去創業，會覺得很丟臉。”退役老兵Eitan Sella說，當年自己在IBM和創業之間毫不猶豫地選了后者。盡管30歲出頭已有過三次失敗的創業經歷，但他仍堅信自己的第四家公司Hybrid一定會成功。

猶太民族漫長、復雜、曲折的歷史，決定了以色列是個有著強烈民族感的特殊國度，每個以色列人細胞里潛藏的“傲嬌”，都會在聽到“創業國度”這一贊譽時瞬間迸發。

他們會告訴你，在全球掛牌納斯達克的企業中，以色列有近百家，僅次于美國；IBM、微軟、英特爾、惠普、雅虎和谷歌等全球300多家一流高科技企業，都在以色列設有研發中心；并且，以色列風投資金總量甚至超過了全歐洲的總和。

“目前有30%多的風投資金來自中國。”以色列外交部經濟司以中經貿關系組組長Hila Engelhard給出最新數據——這里已成為中國風投的豪擲之地。

但是，當《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用20天時間走訪了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幾十家企業、大學、研究所、孵化器乃至國會、經濟部的諸多人士后，發現這個備受關注的“創新圣地”其實也有著外界難以察覺的隱痛。比如貧富差距，比如地緣政治風險。

更重要的是，各種孵化器、加速器數量遠多于初創企業本身，而其風投體系也大多集中在天使輪和A輪，B輪以上投資只能依靠國外。

“超過2000萬美元估值的企業寥寥可數。”一位以色列風投人士稱，他們沒有華為、聯想，也沒有索尼、三星，因為“猶太人缺乏安全感，講求快速獲利”，缺乏對企業、產業成長的耐心。

科研生態：為科學而生，或為商業而活

以色列人的傲嬌隨處可見，最明顯的就是其獨特的科研生態——既能保持嚴謹的科學態度，又有產學研充分結合的有效機制。

“我們的創新基因深入骨髓。”以色列知名風投基金Gemini創始人Eran Wagner很是自豪。850萬人口中，初創企業的密集度僅次于硅谷——全國一共有6000至10000家，去年一年就新增了1400多家。

據以色列經濟和工業部對外合作局官員Hovav Ref介紹，歷史上兩次大移民造就了以色列的今天：一是建國初期全世界猶太人的回歸，二是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約100萬猶太人來到當時人口僅500萬的以色列，其中大部分為高知人群且約17.4%為工程師。

在走訪了近十家高校和研究所之后，《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總結出了當前以色列經濟的兩類支柱型人才：一類為科研而生，另一類為商業而活。

全球著名的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無疑是第一類人的聚集地。供職于此的Yael Edelman教授回憶此前一次在美國的演講經歷：自己正無比興奮地陳述著科研成果，臺下一位商人卻提問該成果何時能夠商用，Yael解釋說“現在還不行，但這就是科學”，而商人卻送了他一句“祝您早日成功”——兩個國家、兩種文化的差異，至今讓他記憶猶新。

在魏茨曼工作的36年里，Yael婉拒了數學學院院長的要職，就是為了追求純粹的科學，遠離管理和商業。

他介紹說，魏茨曼擁有200多名世界一流的學者和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但卻僅僅設立了數學、生命科學和計算機等少數學院，學科設置上寧缺毋濫，且其優勢學科50%集中在生物領域，癌癥研究水平更是全球頂尖。這種“小而精”的布局，正是追求純粹科學的縮影。

同樣，4年前受邀來到生命科學院的Berta Strulovici教授，也是看中了這一學術氛圍。“我們是純學術機構，研究經費40%來自政府，30%來自捐贈，還有30%來自第三方。”

而最后這30%，卻正需要依賴第二類人——魏茨曼旗下的科技轉化公司耶達（Yeda）居功至偉。

Yeda是以色列首個學院系科技轉化平臺，也是全球首創及最為成功的科技轉化平臺之一。為了服務魏茨曼從事基礎研究的定位，Yeda的員工長期跟蹤科研人員的研究，一旦有商業化可能，就專門成立評估小組并鋪開后續的專利協作、申請、授權等商業運作。

“主要依靠專利授權費來繼續支持基礎研究。”一位Yeda負責人介紹，從實驗室到市場的全過程都由Yeda主導，平均每個專利每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當前，Yeda是全球唯一同時擁有三大最暢銷藥物專利的公司——以色列梯瓦公司藥物Copaxone、雪蘭諾公司藥物Rebif和美國英克隆公司的抗癌藥Erbitux。

同樣，相對更側重于實用科學的以色列理工大學，也擁有自己的產學研轉化平臺。

該校計算機學院負責人Aram Movsisian介紹，學校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輸出大量實用型科研人才，現如今52個研究中心共擁有6家總市值5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其中一家研究腦癌藥品的企業市值高達24億美元。

政府之手：無翻云覆雨，只清風拂面

以色列另一個傲嬌之處，在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拿捏頗為得當。

在貝爾謝巴市的Gan-Yam Negev高科技園區，CEO助理Itay Katzqv解析了該園區的股本結構：市政府出地并給予稅收優惠，Gav-Yam地產公司負責建設和物業運營，該市的本古里安大學提供科研、咨詢等支持，KUP投資公司負責籌措資金。

當前，該園區入駐率高達80%，其中33%是網絡安全公司，這使得貝爾謝巴逐漸成為了以色列的第一網絡安全城市，并很快聞名全球。

“政府前期會優惠最高20%的稅費，或直接減免，或讓企業作為補貼發給員工，同時提供必要的咨詢幫助。”Itay介紹。他朋友的公司Merphisec，就是由政府牽線德國電訊集團和本古里安大學聯合支持，最終獲得了JPC的大筆投資。

這種四方合營機制在以色列很常見，政府能據此來維護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企業自籌創新資金，對創新成果擁有自主權。據統計，以色列工商部門的研發費用45%為自有資金，51%來自國外融資，因而除部分政府資助項目外，企業對創新成果擁有完全的產權。

另一方面，創新以中小企業為主，始終堅持市場導向。在以色列近4000家高科技企業中，資產總額超過10億美元的不到10家，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船小好調頭，可及時根據市場需要決定創新方向。此外，以色列國內市場狹小，其高科技產業研發始終面向全球市場，也使其產品易于走向全球。政府則主要支持基礎科學和共性技術研究、設立科技產業園區等，為企業的研發創新提供基礎理論和良好環境。

“不僅如此，政府還創建了良好的創業生態。”一位駐以的中方人士稱。

例如，以色列教育投入占GDP比重長期保持在10%左右，全國77%的人口接受過12年以上的教育，人才素質較高。以色列每萬人中就有近150名科學家和工程師，這一數據排名全球首位。

并且，良好的科技管理體制保證了全國科技工作有序運轉，由科技部、經濟部等13個部門共同組成國家科技決策體系協同推進全國的科技工作，避免重復建設或遺漏。

獨特視野：小到精準化，大到全球化

以色列人第三個傲嬌之處是“精打細算”，小至精簡精細、實用至上，大至國際視野、全球平臺。

最能體現“精準”一詞的莫過于以色列的農業。

Volcani研究中心動物科學研究所所長Uzi Moallem表示，盡管該中心是以色列最權威的農業研究基地，卻常會為一些不起眼的細節性研究花費精力。

例如，該中心正在為干旱和半干旱地區研發一款新型小麥，減少20%-30%的水分蒸發并增加20%-30%的產量，為此前期一共實施了25個育種計劃。該中心還在全國推廣了GPS定位施肥技術，區分雜草和農作物，把化肥使用量降到最低。

并且，為降低農作物在運輸儲存過程中的損耗，該中心研發出一種天然薄荷油涂抹在農作物上，加上一種納米級的特殊包裝，使得原本20%至30%的損耗量降至0.5%。

“我們還關注奶牛的幸福指數。”Uzi為農場的每頭奶牛裝上了6個測量儀器，分別搜集食量、步數、睡眠質量、咀嚼次數等數據，精準計算其所需營養量。

除去精準化，以色列幾乎所有初創企業，無一例外地瞄準了國際市場。

前述中方人士表示，不僅以色列企業相當重視國際研發合作，其政府也同歐盟、美國、日本、OECD、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達成了合作協議，參加了29個國際和國家間工業研發活動，開展了大量項目合作。

而微軟、IBM、英特爾、華為等跨國公司均在以建立研發中心，進一步促進了國際科技合作的進展。據此，以色列的研究機構和創新企業與世界頂尖科學家建立了良好的聯系，獲得了大量國際資金支持。其科研支出中，來自國外的資金占比在四成以上，已成為其第一大資金來源。

“怪異”現象：本土風投斷層，孵化器多于初創企業

“不過，以色列也顯現出諸多隱痛。”前述中方人士在以生活、工作和投資10多年，有較為深透的觀察。

首先，盡管風投活躍，但本土風投基本集中在天使輪和A輪，B輪以上大多依賴于境外資金。

以色列理工大學教授Aram指出，以色列不是金融中心，全國僅有兩家銀行——以色列工人銀行和國民銀行，直接融資體系基本被壟斷，其高昂的收費讓初創企業不堪重負。

風投等間接融資的體量亦非常有限，且大多集中在特拉維夫。數據顯示，盡管以色列的風投總量已從2012年的49億美元增至2015年的310億美元，但本土風投占比不到2%。

比如，以色列理工大學位于第三大城市海法，持續融資的艱難和風險正使得畢業生們的創業意愿下降，開始選擇IBM等大公司的穩定生活。

“其他城市就更難了。”Aram坦言，企業從襁褓期就必須贏得境外風投的青睞，而當前的優選之一便是中國。

金融科技孵化器Co-Founder首席執行官Avi Cohen透露，他們引入了香港匯豐等四家合作銀行，現有資金3/4來自境外，且中國一家風投基金PandoGroup的2.5億美元投資支撐了整個孵化器的運營。而在該孵化器中的Multi Sense網絡反欺詐公司，如今同樣依靠中國風投Bandit的支持。“明年會在上海召開一場金融科技會議，進一步尋找中國投資者。”

Itay正在通過谷歌翻譯軟件自學中文。今年7月，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與前來考察的中國平安集團做了數小時交流。“在這里，沒有人不渴求金主的到來。”

第二個“怪異”現象是，各種孵化器、加速器數量超過了初創企業，且大多同質化。

除了提供辦公地點、基礎設施以及4-6個月的差異化培訓外，這些孵化器大多不占有初創公司股權，其競爭力主要表現在國際化人脈和融資能力上，盈利主要來自中介費。

例如，擁有全球網絡的孵化器Masschallenge（MC）不久前在耶路撒冷開設了分支機構，其負責人Yonit Golub Serkin介紹，已有835家公司從他們的孵化項目中“畢業”，MC共為其募集了14億美元并創造了5萬個就業崗位。最近，他們又從4270家初創企業中選出376家，正在全球范圍尋找風投。

同樣，美國眾創空間Wework也在特拉維夫和貝爾謝巴設立了分支，初創企業可以按月簽合同，等待融資。

“但是，更多無名的小型、微型孵化器缺乏人脈和競爭力，很難生存。”前述中方人士稱。

賺快錢心態：哄抬“物價”，陷入“做不大”怪圈

以色列“雙創”的又一隱憂，是文化、習慣所導致的企業“做不大”。在大量金主涌入的當下，創業者通常會哄抬“物價”以快速盈利。

“非常明顯，這兩年初創公司的收購價漲了很多。”前述中方人士說，資質和潛力相差無幾的兩家公司， 5年前后售價翻了6-10倍。

而這一切的基礎，是源源不斷的“金主”。

Hila援引官方數據稱，今年的兩場中以峰會，每次都有超過2000多家企業參與。2015年，從中國來到以色列的政務、商務和旅游人員共達4.7萬人次，而今年截至8月底，這一數字超過了5萬。“去年以色列的風投資金30%以上來自中國，今年還會更多。”

網絡安全、精準農業、生物制藥、智慧交通等是中國風投的熱點，復星、阿里、盛景等企業代表團紛紛涌入，并由此帶動了中國高校的對以投資。

以色列理工大學子公司Sealantis首席執行官Tomer Fuchs介紹，為了贏得中國投資，他們專門在中國申請了專利，并獲得了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1200萬美元投資。

但事實上，以色列的公司已經越來越貴。

Eran也直言，早年他創辦Gemini基金時，以色列的初創公司“很便宜”，但現在本土風投越來越難，因為“價格被炒起來了”。

前述中方人士分析，真正的好標的已過于昂貴，因而中國企業不但要學會粗中選精，還要注重整合雙方資源，以免收購失敗。他說，一些明星投資效應很可能會引致更多的跟風行為——例如，中國巨人網絡的殼公司世紀游輪10月25日宣布，以發行股份255億元和支付現金50億元兩種方式，收購以色列網絡游戲公司Playtika，其中僅史玉柱一人就大手筆增持50億元。

“如此收購未必可持續，會對明年的投資風氣造成誤導。”他表示，尤其是在對以投資已經過熱的當下。

那么，大量的境外資金為何造不出一家華為、聯想或者索尼、三星？

Eran分析，猶太民族骨子里缺乏安全感及其地緣政治的復雜性，使得他們一方面居危思危，只能以科技創新來富國強國，形成了挑戰權威、愿意冒險的民族特征，即便是創業失敗，也會屢敗屢戰。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普遍具有賺快錢的心態，一旦看到資本的曙光，就會很快賣掉公司變現，以求回籠資金進行下一次創業。因而，以色列擁有大量創業經驗豐富的導師，卻缺乏能持久作戰、深耕不懈的守望者。

前述中方人士勸誡中國企業，不要一哄而上，更不要簡單購買，要深入調研并尊重其獨特的企業文化和經營理念，“我們的豪擲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