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三聯生活周刊》發了一篇題為《 月入5萬的“外包父母”，能解決中產的育兒焦慮嗎？ 》的文章，引發了家長圈的討論。

花錢雇一位“兒童成長陪伴師”，幫助自己帶娃，從學習到生活全方位管孩子。據說薪資5000到5萬不等。我們也聽到過有人收每年100萬，假設從小學到升學，帶滿10個孩子就是一個小目標，連留學顧問都表示有些小羨慕。

但看到別人哈佛畢業，會多國語言，擁有N個教育和心理學認證，我也默默收起了嫉妒的心……

后來是《深圳微時光》發了《 深圳富人家庭里的“外包媽媽”：月薪3萬，住豪宅 》一文，讓我們得以窺見，富人家庭如何運作，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力關系。

與此同時，當“外包媽媽”結合搞錢文化之都深圳，快速崛起的‘new money’ 們，他們信奉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把照顧和培養孩子的職責商業化，給每一個孩子背后配一個團隊，高投入高效率地去獲得育兒投資回報，商業邏輯上似乎相當“跑得通”……

然而，作為一位母親，我忍不住把視線投向文中孩子們：他們每天一睜眼，有保姆在廚房做早餐，有司機在車里整裝待發，有兒童陪伴師督促他們穿衣準備書包，提醒今天的日程。

他們的生活，仿佛是網絡熱梗“總裁文”的低齡版，當被披露在大眾視野里時，將更加被符號化。熱文下的評論區繼續造梗，一聲聲的“少爺”“小姐”，算是網友們寬容地用幽默掩蓋住了那一點小妒恨。

根據我訪問的一位從業者描述：

“我們服務的孩子，最小四歲，被一個人送到深圳，因為媽媽必須陪在爸爸身邊，找機會繼續生小孩。這個孩子是我遇到最難的案例，他一開始是完全拒絕和我們接觸，打砸物品甚至傷害自己，經過我們多位心理專家干預，已經調適過來，現在xx學校上二年級。”

這是作為商業成功案例的介紹。

東野圭吾在《白夜行》中說：

“世上有兩樣東西不可直視，一是太陽，二是人心。”

而當代社會的太陽是金錢。正因金錢的光芒太過于耀眼，我們經常忽略在這強光下的細節。我翻遍此類文章，對孩子們的描述是模糊不清的，也很少站在他們角度考慮：

“孩子和團隊單獨住在豪宅中，雇主每月來見孩子一次；每次見孩子就大肆購買禮物，縱容他們吃零食，打亂了陪伴師的工作節奏；”?

“孩子從小離開父母，性格敏感缺愛，有時會打罵陪伴師；陪伴師需要采取策略，硬氣起來，讓孩子去找媽媽辭掉自己，于是孩子就不敢找媽媽……”

這就是出生在富人家庭的孩子，他們一出生就擁有了金錢能買到的一切，唯獨沒有父母的陪伴，和公眾的同情。大眾對鄉村留守兒童的同情，卻吝于施予這些“少爺”“小姐”——只因他們擁有了普通人一輩子汲汲營營都得不到的金錢。

不管金錢是不是孩子最想要的。不管他們有沒有選擇權。

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所有曾經不在市場流通的產品和服務，如今都進入了市場，用來化解煩惱：

• 掛號費800～1000的私人醫療診所，免去了排隊擁擠；

• 咨詢費600～2000每小時的心理咨詢師，取代了密友親朋；

• 2萬塊26天的月嫂或六位數的月子中心，緩和了婆媳矛盾；

• 七位數左右的價格，不管是怎樣的婚戀狀態和性取向，就能赴美提貨血緣上的親孩子，免去后繼無人的煩惱；?

作為搞錢之都，深圳其實只是日趨商業化社會的縮影。相比仍熱愛考公和“找人”的某些地區，深圳作為市場經濟的第一站，只是比內地走得快了一些；終有一天，市場化浪潮逐漸瓦解曾經的社會層級和人際關系，風吹沙褪，商業的島嶼連成新大陸。

因此，隨著商業進化，針對富人階層的需求繼續細分，從“課外補課” 和“保姆阿姨”的交叉服務中，演化出“住家高學歷陪伴師”的職業是必然，且這種需求還在繼續細分。

根據我訪問的業內人士表示：

“目前在富人家庭從事‘家庭教育’職業的高學歷工作人員，還可細分為‘日常陪伴人員’ ‘心理成長導師’和‘學業管理規劃導師’等不同職責。這三類不能用‘兒童陪伴師’概論，因為后兩者只是定期上門，用跟蹤訪問的方式服務，并不提供日常陪伴。”

所以，那位四歲就單獨生活的孩子，他有一個龐大而細分的團隊為他提供服務，滿足他從學業到情感的一切需求。但諷刺的是，這些需求滿足過程中，沒有他父母的參與。

“我們生活在一個所有東西都可拿來買賣的時代。”哈佛大學學者Michael J Sandel在他的著作《金錢不能買什么》中總結道，“在過去的30年里，市場和市場價值觀漸漸地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們的生活。”? 并且，這種主宰，“像是突然降臨到我們身上似的。”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這種變化更突然。幾乎不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兒童的教育方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父母對孩子投入的時間，精力，金錢成指數倍增長；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競爭也日趨白熱化。

無論是體制內升學的通道，還是體制外升學的資源，機會的窄門屬于少數；而龐大的人口基數，以及東亞文化中對拼搶獲勝刻在骨子里的在意，更加讓教育軍備競賽成為了每一個家庭的共識。

當雞娃家庭里的全能媽媽，對上富人家庭里的專業團隊，指導思想是一樣的——那就是“要贏”。

既然要贏，那么信奉“金錢魔法”的人，自然要尋求外援。打響外援第一炮的，恰是中產家庭。

而和年入八位數以上，資產十位數以上的富人家庭相比，中產家庭深陷于時間換金錢的困境——“抱起孩子就不能搬磚”的尷尬，不只屬于工薪階層。

沒有時間輔導作業？周末要加班？經常出差？海淀黃莊搭配住家阿姨是基礎套餐，家庭教師搭配司機接送是豪華套餐，衛星一樣的公司化團隊則是富人階層的動作變形。

在這樣的競爭氛圍中，做一個媽媽的難度越來越大，尤其家有國際娃時：?

• 放學的接送普遍是3點～4點，首先篩選了普通打工人媽媽；

• 家校溝通需要與老師寫英文郵件，學校的指導是“措辭禮貌得體”，篩選了學渣媽媽；

家長會是家庭一對一和各科老師預約，用英文進行溝通——業內人士說：“對于沒有家庭教師的家庭，我們有‘開家長會’服務，按照小時計費。”?

如果不使用外援的商業化服務， 一個富人家庭孩子需要的典型媽媽畫像應該是：高學歷能輔導各科作業，英語好，全職在家，有很強的規劃意識和落地實施能力，懂成長心理學。?

而 一個富人家庭的典型妻子 ，參考公眾熟悉的家庭的例子，應該是： 形象好，給丈夫提供情緒價值，溫柔善解人意，不強勢，包容一切，生育多個子女。

兩個畫像若要重合在一人身上，并同時給丈夫和子女都投入大量精力，幾乎沒有多少女性能做到。中高產家庭中，通常要降低男性的理想伴侶要求，一個能干的母親可未必會是服帖的伴侶；只有在富人家庭中，男性成為家庭不容異議的主事人，伴侶必須變著花樣地滿足他，那么，外包媽媽職責成為了順理成章的選項。?

這才有了前文的家庭現實。

不能用錢解決的問題，才是大問題

將家庭教育職能市場化，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弊端。

在此之前，道德倫理，社會準則，甚至家族宗親，都在監督和規范人在家庭中的行為。家庭的大門開敞著，接受著千百年來習俗的約束；逢年過節時三姑六婆的嘮嘮叨叨，日常生活中左鄰右舍讓人煩擾的熱心腸，也同時在保護著身為弱者的婦女兒童。?

而在今天，在一扇扇關起來的家門背后，家庭日益成為了家庭掌權者的領地，臣服于ta的意志，執行ta的命令，并不容置疑。

我希望我兒子英語流利，以后去上美國最好的大學！

這是一位把年幼的孩子托管給“家庭教育團隊”的父親的原話。

在某內陸省份從事房地產上游行業的這位父親，白手起家，文化程度不高，雖然已經盡力糾正，說話仍帶著地方口音。他對國外教育并沒有概念，送兒子出國的想法，也僅僅是因為“身邊朋友小孩都走這條路”， 為了讓孩子“英語達到母語級別”，他認為孩子不能呆在家里，沒有語言環境。?

“要比放在爺爺奶奶身邊有出息吧！我爹媽農村里出來的，習慣差，不會教孩子。”他認為，讓高素質的團隊來帶孩子，對孩子更好。

當我見到他的孩子時，托管服務已經進行了五年。顯然，前期的磨合與掙扎早已結束，孩子已經“接受現實”，能夠配合團隊管理，英語流利，成績不錯。唯一的麻煩是，正在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和我沒得幾句話說，一見面就知道要預算！”這位父親不滿地瞪了孩子一眼，很有上位者的氣勢。

文化資本 （指教育程度和輿論話語權） 缺乏的家庭，常認為，文化資本充沛的代理人更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卻忽視了兒童成長過程中依戀關系的發展。根據兒童心理學的理論：

“親子在生理活動中高度同步時，更有利于孩子發展更高的社會情感能力，和正常的依戀關系。”

?也就是說，家庭成員共同生活，才能和父母建立正常的感情關系，從而有自信和安全感走出家庭，進一步和社會其他成員建立正常關系，直至人格獨立。

越是低齡階段讓孩子被動離開父母，越是會讓他們錯失在早期發展正常依戀關系和人格的機會。在成年后，經歷童年受創的人，輕則有回避型人格，難以正常調節情緒，重則可能發生物質濫用與上癮，存在與他人建立親密關系的困難。

而翻翻近年來的熱搜新聞，不難發現，頂富家庭中如“私生子” “吸毒” 等荒唐事，都和“消失的童年”相關。

消費就是消費，無法代替成長。

各種名目的服務，只是掃清了解決問題道路上的部分障礙，幫助買單理清思路，獲得更好的方法，或提升體驗——但超額支付的金錢，并不能解決問題本身。

• 私人診所并不一定能更好地治療疾病，特別是重大疾病；

• 心理咨詢師給予的是建議，真正的改變來自內在的心力；

• 在企業里，法務或公關部門的服務，也需要掌舵者做最終決策，并承擔后果。

這些在商界親力親為，風生水起的人物，卻在家庭教育中出歪招，花費大量金錢，讓自己的親骨肉和陌生人朝夕相處，建立依戀關系，為自己將來的傳承帶來不確定因素，讓人匪夷所思。

家庭權力關系的不平等，由孩子承擔了所有

新貴階層的昏招，老錢家族早已規避。

在美國的中高產家庭中有一個名詞：“Soccer mom”。用來描述那些主要負責照顧孩子、積極參與孩子的學校和課外活動 （尤其是體育活動，如足球） 的母親。

這類母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并且積極參與社區甚至政治團體活動，為她們的丈夫和孩子助力。正因她們連足球比賽這類的活動都積極參與，場場不落，以此得到這個榮譽稱謂。?

這種對母職的強調，在成熟的商業社會，是對母親在家庭教育中重要性的強調與褒獎，也是一頂沉重的冠冕。受過高等教育的全能母親，將獻祭自己的職業發展，以此成就家庭成員的成長。

在東亞社會，香港豪門家族同樣對承擔母職的“兒媳”提出嚴格要求：在嚴格的家族規矩中，一個完美的豪門新婦，可以有司機保姆的輔助，但務必親力親為，言傳身教，給孩子最全方位的教育經歷。?

在北美和中國香港這樣成熟的商業社會中，對“外包媽媽”容忍度低，但對“母職責任”要求更高。本質上，這仍然是一種親密關系的市場化。母親放棄的職業發展，實際需要男主人或者家族，用物質獎勵來激勵，以維系母親的全情投入。

翻閱香港的豪門新聞，豪門兒媳照顧小家并不新鮮，而郭晶晶夫婦這樣，父母帶著孩子下田插秧體驗勞作，才成為被另眼看待的新聞。

以事實為靈感，港劇《家族榮耀》中，就展現了一個百年財閥家族內部的權力斗爭和親緣關系錯綜復雜：子女通過各種手段討好大家長父親，以期獲得更多的權力和繼承權；母親在子女年幼時精心養育孩子，卻隨著孩子逐漸長大而失去對子女的影響力；親子關系，手足之間的關系是異化的，明爭暗斗，欠缺真正的親情鏈接。?

這一切的問題有個根源：爸爸去哪了？

• 在某些場景中，他們在商界忙著開疆辟土；

• 在某些場景中，他們享受著事實多偶的好處，坐等子女和伴侶的討好；

• 又偶爾，他們有了一些靈感和想法，迅速落子，把子女發配到他們認為正確的前線；

這樣的情境有一個共同點，即強勢的父親和服從的母親，形成了失衡的家庭關系——兒童在這樣的權力關系中，處于失語和工具化的狀態。

有一位在香港從業的家庭教師，和我分享了一個家庭的案例：

在這個跨文化家庭中，父親是歐洲人，在香港創業成功，事業做得很大，全家在香港生活。盡管日常生活中缺乏語言環境，父親非常希望孩子能說好自己國家的語言。

為了達成父親的愿望，中國籍的母親告知家庭教師，在家庭環境中不得說中文，建立單一語言環境，確保孩子第一語言是父親的母語，第二語言是更加國際化的英語。?

在這個教育安排中，被雇傭者服從于雇主的意志，孩子服從于父母的意志， 越弱勢越失語 。

?寫在后面的話?

兒童陪伴師職業的產生，起源于教育資源的競爭，與商業化社會的日益成熟。

沒有太多選擇權的“少爺”“小姐”，不得不與父母分離，與一個又一個的陌生人建立依戀關系。

這種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實則是金錢所造成的權力不對等。在豪宅中被團隊圍繞的每個孩子，都在思念他們的母親；而他們的母親，也在苦苦等待著孩子父親的支持。

脫下金錢與權力的外衣，家庭，應該是每一個人，能被看見的地方。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爸爸真棒（ID：babazhenbang） ，作者：F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