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幾大互聯網巨頭從未像今天這樣關心行業和人類的未來命運。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名記者時，曾有幸采訪這些公司和它們的創始人，當時他們關心的只有自己的公司，和眼前的“茍且”。也就是如何讓公司在迅速變化的市場生存下去和不掉隊。

　　比如，在2007年前后對 馬化騰 的一次采訪中，他就坦誠當時騰訊還只能考慮一年內的事情，盡管他希望在數年后能夠考慮三年甚至五年以后的事情。而在同一時期的 馬云 那里，你聽到的更多是類似如何打贏eBay這樣的話題。

　　但今天，創始人們口中談得更多的，變成了“詩和遠方”： 在 李彥宏 那里，“詩和遠方”是“All inAI”；在馬云那里，“詩和遠方”是“達摩院”；而就在兩天前，馬化騰也剛剛在一封給合作伙伴的公開信中提出了騰訊的“詩和遠方”——“數字生態共同體”。

對他們而言，“詩和遠方”既是能力的體現，也是壓力和趨勢使然。

　　眼下， 阿里巴巴 和騰訊的市值都已經超過4000億美元，百度的市值也逼近千億美元，三家公司的年營收都超過了百億美元，而且盈利能力強勁，各自的賬面上還都有上百億美元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但遺憾的是，這些公司的收入都仍然主要依賴于中國市場，而且它們幾乎已經進入了所有能進的領域，特別是 阿里巴巴 和騰訊。作為中國經濟中不可或缺的兩個子經濟體，它們的成長動力不再僅僅取決于各自的業務，還取決于整張餅的大小。

除此之外，它們還必須面對來自社會價值指標的壓力，這些壓力常常是非正式的，但卻是無法回避的，有時其力量甚至會完全凌駕于商業之上——由于這些公司是如此強大，以至于它們有足夠的能力去爭取更大的份額，但這可能最終招致那些遭受價值流失的部門（主要是傳統的、但解決了大部分就業的經濟部門）的反彈，以及那些目睹財富繼續向少數公司集中而心懷怨言者的質疑。

　　在很多時候，傳統的經濟和價值準則堅守者可能根本無力同代表趨勢的力量相抗衡，但這不再僅僅是一個商業問題，還涉及到經濟和社會的再造，它與全社會甚至全人類的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因此“社會總體價值貢獻”（而不僅僅是 商業價值 ）常常會成為解決類似分配沖突時的務實指標，這意味著那些過去可能不被互聯網巨頭納入考慮范圍的指標，現在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巨頭們不但要自己足夠強大，還必須讓整個經濟和社會變得更為強大，然后它們從增加的社會總價值中分得一部分。

這正是尹生在《BAT之后，不是JAT，而是SAT》一文中的主要觀點，也是馬化騰所提的“數字生態共同體”的隱含背景。對騰訊而言，將經濟和社會視為其所處的生態，而非僅僅局限于傳統上狹義的騰訊生態。既是化解社會化壓力的需要，又是公司下一階段增長動力的來源：

“在數字化背景下，不同產業和區域的生態之間，開始發生越來越多的關聯。它們可能將不再羈于行業、地域等因素帶來的條塊分割，緊密地交錯起來，讓跨界地帶產生豐富的創新空間，從而形成一個‘數字生態共同體’。”

　　迄今，互聯網的發展本質上都帶有初期特征： 弄潮兒們一直在試圖利用互聯網解決人類面臨的幾個基本問題，即信息不對稱。 商業或其他行為中的時空阻隔，社會化的時空局限性，一旦解決這些問題的模式被找到，圍繞用戶的運營就成為主要議程，用戶規模、廣度與時空參與程度的提升，就成為這一階段互聯網的主要驅動力量。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行業邊界的迅速移動和價值的轉移，伴隨著一大批弄潮兒成為先烈，比如美國在線、網景、雅虎、Myspace等，也基本塑造了今天占主導地位的巨頭們的格局： 阿里和亞馬遜憑借的是電商，Facebook和騰訊憑借的是社交，而谷歌和百度則在搜索領域稱雄。

但迅速變化的命運，讓幸存下來的巨頭更加執著于構建使自己處于完全主導地位的護城河，對外采取封閉政策，努力避免自身成為互聯網邊界移動的犧牲品。比如爆發在阿里和騰訊，以及百度和阿里之間的數據接口封閉戰。由于用戶紅利和生態生產率潛力足夠大，那些在各自領域處于主導地位的公司即便在封閉的環境下，也能獲得源源不斷的增長動力。

　　 但現在，用戶紅利和隔離小生態的生產率已經消耗得差不多，整個互聯網又到了重新確定和解決重大問題的階段，就像最初的十年一直在摸索的那樣。

你將看到，互聯網公司之間的邊界將被重塑，既有的關系（主要是作為個人消費者的人與人、人與物之間）在邊界構建中的重要性會下降，新的關系（主要是機構用戶與消費者用戶、機構用戶與機構用戶、物與物）將成為變局的來源，而創新、創業精神與解決人類重大基本問題、在整個經濟和社會中的生態生產率貢獻的能力的權重將上升。

就像電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原動力，從而將人類帶入電氣時代一樣，它經歷了從初期的條塊分割式的創新，到中后期的全面社會化階段，即實現了基礎設施化、標準開放與可連接、應用豐富化。

　　這也正是馬化騰給“數字生態共同體”確定的基本議程： 基礎設施化（云化分享，新科技），可連接化（ 智慧 連接，寬平臺），連接和應用豐富化（全用戶，大內容，深度融合） 。

　　但僅有騰訊一家意識到這些，顯然是無法實現這些議程的， 只有一個 開放的互聯網，才能提供新階段進化的適當氣候。在其中每個巨頭又回到了一個生態參與者的角色，只有那些最終在這些議程中建立了優勢地位的公司，才能成為最終的生態主導者。

從某種意義上看，騰訊自身就是開放和生態化的受益者，正是7年前的3Q大戰讓騰訊備受譴責，迫使其痛定思痛走向開放（我本人也有幸作為三位媒體觀察員之一全程參與了系列“診斷騰訊”閉門研討會），最終我們看到了一個更為強大的騰訊。

但可能并非所有的公司都會這樣看，一家公司是否接受開放的原則，通常取決于這些因素：這家公司在開放后能否繼續保住甚至提升自身的行業地位，是否愿意承受新的生態中角色的不確定性，是否有其他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它去這樣做（比如來自政府監管的壓力），這家公司自身所處或主導的生態生產量和生產率是否仍然有足夠的潛力，以及是否在上述某個或某幾個議程中建立了優勢地位，開放的邊界如何確定？

　　騰訊在連接方面的長期耕耘和基礎，讓它在上述議程的幾乎每一個環節都建立了或有機會建立優勢地位，這讓它有足夠的底氣和意愿去推動一個更為開放的生態。但正因為如此，它若想讓這些議 程成 為行業和社會的共識，而非僅僅局限于騰訊自己的商業邏輯，就必須將現有的競爭者發展為潛在的生態合作者，并讓更多的參與者從中看到長遠收益的希望。

如果它愿意，在這一過程中，它可以選擇從自身做起，并試著在局部建立較小的合作機制，就像它在過去的開放戰略中所做的那樣——盡管這次可能需要開放得更多更徹底，這需要它自身克服心理障礙，它必須克制自身的利益沖動，給別人更多甜頭。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 由于數字生態共同體事關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利益，那么最終應該由誰來扮演公共利益監管者角色？當這個角色確定時，又應該如何確定公共和私人部門的邊界？

在電力作為一種社會基礎設施的過程中，既有政府部門的監管，同時更多的議程卻是由私人部門設置的。但由于與電力時代仍然帶有明顯的時空障礙特性不同，數字時代具有更多的超時空性（從而也是超越國界的），也就是說整個人類和全球經濟才是數字生態共同體的真實環境，過多的、不適當的公共監管又可能妨礙中國這個超級生態下子系統的競爭力。

　　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本身就是互聯網進入新一階段后的主要議程之一： 從技術、產品、模式創新到制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