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5月26日《對話》節目播出“柳傳志的‘中國夢’，以下為文字實錄：

　　陳偉鴻：他也是跟普通人一樣，有血有肉，真實親切的一位人。

　　柳傳志：我怕死，所以我就軟弱了。

　　解說：三十幾年商界打拼，和改革開放歷程命運與共，數次驚心動魄的險灘急流，為什么柳傳志能挺立潮頭。

　　柳傳志：跳樓的人說話，所有的人都在聽。

　　嘉賓：他所說的軟弱其實是一個加引號的軟弱。

　　陳偉鴻：對柳總來說軟弱只是一個傳說。

　　解說：帶你走進企業家教父的內心世界，柳傳志的中國夢。

　　陳偉鴻：謝謝大家的掌聲，歡迎各位來到《對話》節目當中。今天我為大家請出的這位嘉賓，他是中國非常知名的一位企業家，有很多人說他是屹立30年不倒的一棵常青樹，也有人說他是中國企業界教父級的人物。其實在我看來，他也是跟普通人一樣，有血有肉，真實親切的一位人。今年已經68歲的他，跟年輕時相比，多了很多的平和，也多了很多的淡然，但是在他的眼神的，我們依然可以看得到對未來無限地期望。來，我們現在用掌聲請出我們今天《對話》節目的嘉賓柳傳志先生，掌聲歡迎他。歡迎柳總，我想問各位的是，當我們提到聯想，你們聯想到的是什么？

　　觀眾：我們家的第一部電腦是286，就是“聯想1+1”，在1991年買的。

　　陳偉鴻：太親切了。

　　柳傳志：給你鞠躬。

　　陳偉鴻：還有沒有？

　　觀眾：想到了聯想電腦，想到了ibm，想到了lenovo，然后還想到了，如果失去聯想這個世界將會怎么樣。

　　觀眾：然后我想到是聯想現在反復重復的pc+的新戰略。

　　陳偉鴻：當你聽到大家聯想到的這一切的時候，您想有什么話跟他們說嗎？

　　柳傳志：當然都非常感謝，因為聯想原來是一個從1984年開始的非常小的公司，當外國的電腦大舉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電腦有沒有可能生存真的是不一定，我們在真是拼死一搏，在這時候如果不是各位這么鼎力支持的話，實際上是沒法跟外國企業競爭的，所以這點是發自內心的感謝。

　　另外一個也確實給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pc+的時代，剛才這位說未來的聯想是什么，如果要是躺在原來的老本上的話，早晚也是被淘汰，所以還要不斷地繼續努力。

　　陳偉鴻：掌聲請柳總入座，謝謝。說到改革，我注意到柳總提到了很多跟改革相關聯的觀點，現在我想把這些觀點展示給大家看一看。中國的改革取決于政治環境，經濟改革到了一定的階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不配套的話，經濟改革也難以繼續推進。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我們還是希望于強有力的，有良知的領導人，不然怎么改革呢？您提到的政治改革也好，經濟改革也好，在你的眼中現在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和程度？

　　柳傳志：我跟各位可能因為年齡段的不同吧，所以對環境的變化是特別有對比感的，原來就是在我40歲以前，用現在的話講，應該是人口紅利最大的時候，對吧？給點工資，給什么就會努力干活，但為什么人口力量全使不出來呢？就是因為中國成天在搞階級斗爭，忙著開會，大家最重要的上班的工作不能請假，或者是就是開政治討論會。

　　所以你說當突然間國家說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把人放出來，你說那人是什么心情。

　　陳偉鴻：就是憋了很久的那種心情。

　　柳傳志：真的實在是憋了很久。比如像我，確實有一種，好像活在這世上，就這么悶著活一輩子，不甘心的這種感覺的時候，一直被壓抑著，永遠是階級斗爭，你心里會弄的你真的是有點像魯迅的書里寫的，一個鐵屋子里的人，大家都睡著了，你先醒了，那屋子里一點都不透氣，你憋得慌，這種感覺不是身臨其境，或者說不是一種特殊，也許有的人就隨遇而安了，我不愿意，就這種感覺。

　　所以真的國家改革了，這時候感覺是特別好，你看跟著就是釋放出了大批的人，什么“傻子瓜子”，什么的全都是在那時候就釋放出來。到了最近這些年，說實話情況就有點變化，變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整個國家的，我覺得空氣干燥，人和人之間，政府的公信力在減低，老百姓心里頭也很容易起急，有很多事看了，我們心里頭也緊張。

　　陳偉鴻：現在在社會上，您看到什么事兒會讓您特別緊張或者是焦慮？

　　柳傳志：我看見有一個段子，手機上傳的，我覺得倒還挺形象，一個女的在街上，錢包被人偷了，大聲喊，小偷偷東西了，一個人沒理她，她一喊警察打人了，大家全都過來了，哪兒是警察，都這勁頭，其實這是真實的表現，就是很多事不公平。同樣的基礎條件，都要比后臺，比背景，這種情況就變得很普遍，就是公權私用，然后就是像貪腐等等，這些潛規則，有點快變成了不是潛規則了。

　　陳偉鴻：所以當種種的社會矛盾或者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現象集中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其實對改革是寄予了更大的厚望了。

　　柳傳志：一個就是像咱們《物權法》里面私有財產是不是能得到保護，在法律法規面前是不是真能都一樣，這些東西都是這些民營企業家們，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事情，如果你說這些問題不能夠很好解決，在那兒一個勁兒的發展企業，誰也不會太安心去做。

　　陳偉鴻：我們愿意看到變革，但是我們不愿意看到動亂。

　　柳傳志：因為有很多年輕朋友，他覺得恨不得亂起來怎么樣，他們真的是不知厲害。《一九四二》那個電影拍完以后，看的人挺少，當時我看完那電影，半天我都沒站起來，因為我確實見過或者感受過中國那種情況是怎么著的，真要過那樣的日子，那老百姓誰也受不了，我們希望怎么辦呢？我們還是希望中國能夠平穩地改革。

　　陳偉鴻：現在我都會提到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我們面臨的這種挑戰到底是什么？

　　柳傳志：你比如說，像國務院、政府精簡機構的問題，現在確實有點機構的龐大，它不僅是要花更多的錢給人發工資，而是確實人多越添亂，真的是，我說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我1983年，就是我在辦公司以前，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干部局，最長最多的時間是干嘛呢？你都想象不到，不是去調研跟所里面談話，更多時間是給中組部報這個名單和文，為什么呢？當時中組部的要求是科學院的所有的所長和黨委書記，都要報中組部批，報他們的時候，就是要每個字標點符號都不能錯，那個時候還沒有今天的打印這些做法，所以全得手寫，寫錯了就得重寫再抄，花了大量的時間，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在那干了一年，我就堅決不干了，我回來要辦公司了，實際上就是可能精簡機構本身會能夠使效率更提高，讓市場的力量更多的發揮。

　　但這里邊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如果精簡機構的話減下去那些人，往哪分流，他們手里邊現在都有職有權等等，所以這就是改革的深水區了，假定把它全都砍掉的話及只是堵沒有疏的過程，這事能做成嗎？我們有點擔心。

　　陳偉鴻：當時跟現在的整個的環境是不一樣的，包括企業生存的條件也不一樣，如果回過頭來總結說，聯想的成長跟改革之間的關系，您會怎么來總結這樣的一種關系？

　　柳傳志：聯想實際上就是在中國改革的環境中，不停地適應環境，當大環境合適，我們就努力發展，當大環境不適合的時候，我們就努力給自己創造一個小環境，咱們小環境也不行，我就待著不動了，我絕不越過紅線，絕不越過雷池，這樣才能保住命。

　　陳偉鴻：這個跟您說到的那句話，我可能會軟弱，但是我絕不搖擺，是不是一脈相承？

　　柳傳志：差不多，我只能服從環境，我從來沒有想過說堅決要給環境動個手術什么的，我沒有這雄心壯志，也不敢。這就是軟弱的地方，不搖擺的地方就是說永遠知道不會做那個，有的人做的那個事，當時很勇敢，他覺得不怕死，實際上是他不知死，不知死跟不怕死是不一樣的，譚嗣同革命失敗被抓，然后說，殺了我，快哉快哉，我豁出去了，我知道這結果，那叫不怕死。不知死的人是不知厲害，一弄完了就慫，我是經歷過各種情況，我知道死，我怕死，所以我就軟弱了，但是就絕不做過頭的事，這就是軟弱不搖擺的意思。

　　陳偉鴻：那是一個充滿了喜悅，也充滿了悲傷，充滿了堅定，充滿了樂觀，當然也充滿了苦惱和憤懣的一個時代。而企業家在這個過程當中，毫無疑問，也把他們的命運和時代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我請各位看幾張照片。

　　1984年，這是當時的聯想的一個雛形，20萬元十來個人，就掀開了聯想最初創業的篇章，從那一刻開始，很多人都在猜，聯想究竟會成為什么樣的一家公司，他們的未來將會面對什么樣的挑戰，我們不妨一起走回到歷史的長河當中去。

　　解說：在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政策的變化與企業家命運息息相關，從1981年開始，每隔3到5年，中國必有一次政策變化，每次整治的對象都是民營企業。1985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專業戶今天的“怕”，提出專業戶最怕的就是政策改變。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柳傳志卻要做著自己的企業夢想，他借用計算所的血緣關系搞起了企業，但他不甘心做貿易，更重要的要自己生產計算機。上個世紀80年代，在國內生產計算機首先要獲得生產許可證，聯想作為體制外的企業，根本就無法獲得，那是一個計劃和市場還在爭論的年代，那是一個企業憑著條子生存的年代，那是一個規則還沒有建立的時代。聯想并不甘心只做貿易，下定決心要做生產商，柳傳志選擇突圍，采取了被他稱作為“拐大彎”的方式。

　　1988年1月，柳傳志來到了香港，他要在這個沒有計劃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為生產個人電腦做資金、技術和市場準備。

　　柳傳志：大的環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環境，小環境還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適應環境，等待改造的機會，我是一個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還算成功的話，因為我不在改革中做犧牲品，改革不了趕快脫險。

　　陳偉鴻：今天這個短片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風華正茂的柳傳志先生出現在我們眼前了，那個年代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條子，那是最熱門的商品，但你們當時沒有。

　　柳傳志：國家不給我們指標，我就在香港辦了一個生產小作坊。

　　陳偉鴻：曲線救國。

　　柳傳志：在臺灣那地方，這個作坊干嗎呢，就是專門生產主機板，因為我原來是計算所出身，我們有這個技術，于是我從國內就帶去了一些同事，年輕的工程師在那兒，這主機板生產完了以后，研制完了以后，小批量生產以后，就拿到了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展會上去展覽，在展覽的時候，眾多的攤位上，竟然我們國家的電子部的考察人員到那里看，看見了一個攤位，竟然還說普通話。

　　陳偉鴻：他們覺得很意外吧。

　　柳傳志：很意外，非常意外，而且一打聽，怎么是個香港公司，原來鬧了半天，我們是被逼到香港去的，后來回去以后，就給了我們國內的生產許可證，雖然臺數很少，比如一年給我們兩千臺，但畢竟就是說允許你在國內生產了。你要買元器件從哪買呢？你其實，又與你沒有進出口的批文等等，一個就是買走私品，一個就是買正規產品，就是不走私的，你發現什么，根本就沒有不走私的。

　　陳偉鴻：那怎么辦在那一刻，你怎么做抉擇？

　　柳傳志：所以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你要是堅決做一個非常干凈的公司，不走私，那公司就真的就別半了，我們再后來內部研究了半天，就決定畫了五顆星，一顆星是一點不走私的，五顆星就是純走私的。

　　陳偉鴻：中間有一些過度階段。

　　柳傳志：三顆星是什么呢？三顆星就是你買的是走私的東西，但是我的手續健全，發票所有東西證明我沒走私，別人買走的，我不知道，后來我們就選擇第三條路，三顆星，三顆星就是你利潤上，你要把走私的那份誰愛干什么干什么，跟我無關，他們把那份利潤拿走，我就是按這個錢買回來，我做我的電腦，我就賺這份錢，這個就比較安全，我們就是做的這樣的事。這種事弄不好也會出婁子。

　　陳偉鴻：你可能都挑戰了當時政策的一種底線，才能夠完成聯想最初成立或者說成長的這種夢想。

　　柳傳志：其實，各位在座的朋友，是不是有做企業，或者mba準備將來做企業的，其實都可以這么去想，實際上，當你把你的目標定下來以后，你要想想，實現你這個目標中間有沒有死扣，就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事，或者是冒著紅線以外的事，如果沒有的話，在當時那種法制法規不明確的情況下，實際上確實是你可以通過各種迂回曲折的手段，是能達到目的的。

　　陳偉鴻：您在那兒碰到過什么麻煩嗎？

　　柳傳志：碰到的最大的麻煩就是，當我們決定，我剛到香港先做ast(美國虹志電腦)的代理，當下決心要做生產的時候，我們是買了一個香港的小的有生產能力的公司，然后就準備要參加拉斯維加斯的展覽，先參加一個漢諾威的展覽。

　　陳偉鴻：工業展。

　　柳傳志：在參加這個展覽的時候，要多少錢呢？大概要一百萬美元，連買下這個公司，同時預備好生產的環節，當時北京聯想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然后我就拿北京聯想全體東西做抵押，再加上科學院幫我再去努點力，我借到了一百萬美元，連自己的錢，借到了一百萬美元，就把這一百萬美元打給了香港的負責人，是個香港總經理，香港人呂譚平，到了大概就在6月2日、3日前后，我跟他開會協調了解情況的時候一問出事了。

　　陳偉鴻：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