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過印度很多次，第一次是在2001年。從2001年到2005年，我跑了印度十幾次，從班加羅爾到德里再到孟買，當時我密切關注著整個印度市場。

2001年，在互聯網發展起步階段，印度跟中國是差不多的，它當時的互聯網門戶叫Times Internet，也有一些移動增值服務公司。

印度的PC用戶量長年停留在四五千萬，二三線城市人口基本不會上網。在這樣小的PC用戶基礎上，消費是無法完成從線下到線上遷移的。那時候去班加羅爾，整個城市里只有一個Shopping Mall，消費市場并不理想。

我在那里跑了好多次都沒有找到投資標的，僅有的機會來自于軟件外包業務，像Infosys，Vpro等一系列大小不一的外包公司。但這些公司屬于依靠低廉的人力成本來賺取價差的生意，上升天花板很明顯。

2018年12月再去印度，卻發現很多東西變了。這個國家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包括GST把所謂的增值稅統一并減少了跨省摩擦；4G牌照運營商JIO，降低了通訊的數據費用；還推出了統一的支付ID，即UPI（Unified Payments Interface），降低了支付環節的復雜性。今天的印度有4億移動用戶，交易開始全面往互聯網遷移。

雖然它沒有中國所經歷過的騰飛，但是它慢慢地在發展。印度中產階級人群開始有一定體量，二線城市的消費力也在提高——這個人口基數跟中國差不多的國家，如今真正有效的消費人群也不小了。

我和Hans（GGV紀源資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先后去了印度，回來便設立了專門關注印度市場的小組。即將加入GGV的一位新同事是印度人，在印度農村長大，斯坦福MBA畢業；另一位同事是印度尼西亞人，剛讀完哈佛，在印度也待過一到兩年的時間。他們正在幫我們去把握印度的機會。

這些公司產生的實際消費或交易，與所謂的收益和價值相比，我認為還是偏低的，至少低于中國公司。

除了大型獨角獸企業，印度還有很多早期公司。你可以從進駐印度的基金體量看得出來：印度的Accel、光速等投資機構的體量都不大，大多是1-2億美金。這就跟中國不一樣，中國很多基金已經上到一個新的量級了，即便是早期基金規模也不小。

越南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它離中國很近，也是儒家文化，除了語言跟中國不一樣以外，很多方面與中國很類似。越南人也能吃苦，能賣力，很有韌性，從美越戰爭就能看出來。它的經濟體量要小很多，相當于中國一個省，人口不到一億，接下來也將會有體制改革的發生。

未來的10年它將擁有經濟發展紅利期，而且這個國家的工程技術能力要比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還要強，這里開發的軟件被其他國家應用的可能性更大。我們最近在越南看到的一家企業的軟件就被新加坡等很多東南亞國家的公司使用。

2000年的時候我做了一次針對中國互聯網市場的分析。那時候新浪、網易、搜狐這些企業的廣告收益加起來，規模只有3000萬美金，對比美國顯得太落后了。

但是后面的4年時間，百度為代表的公司發展發展壯大，那時彩鈴和SP業務也起來了。能看到中國的人口基數大，這種消費力也很強大。

除了大，還有快。政府大力推進寬帶，迅速發展高鐵，把現金流、人流、物流都帶動了起來。我認為只要把這三點發展起來，自然會大幅帶動經濟的發展。當年從上海到杭州看項目只能坐汽車，需要3-4小時，如今坐高鐵只要45分鐘。

2007年從新加坡搬來的時候，我的家人特別不適應。新加坡是一個很小但很高效的地方，衣食住行都很方便。相比之下，當時在上海買東西感覺不習慣也非常不方便。然而在十幾年后的今天，上海的生活效率不亞于、有些方面甚至好于新加坡。你在出門時根本不需要帶錢包，手機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但在新加坡還得用現金。

這樣對比，新加坡反倒成了“老錢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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