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轉載自筆記俠，為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在基石資本年會上的演講整理，經億歐編輯發布，供業內人士參考。

文章主要思考以下問題：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全球化？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當下的處境？

我們應該如何突圍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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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這兩年，也許還包括未來的幾年，基本就處在一個突圍的狀態。為什么要突圍呢，我們被什么力量圍住了呢？

主要是兩個力量，一個是全球格局正發生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當其中，被圍住了；另一個力量是我們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長帶來的國內經濟的一些變化，這也把我們圍住了。

那么，能不能完成這次突圍，關系到中國能不能晉升到 現代化 強國的行列，同時也對全球經濟走向會產生一些外延式的影響。

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內容。

▍ 一、這個世界跟過去再也不一樣了

我這個看法其實2017年就形成了，因為要回顧改革開放40年，很多國人更多地看到自己的經濟發展和成就，這是對的，但在2017年的一些調查研究中，我們也確實看到一些麻煩的現象，某種局勢已經形成了。

我先講講國際上的一些情況。

我并不是國際問題尤其是所謂中美貿易問題的專家，我只是用經濟學的視角和基本構造來幫助各位去理解，為什么全球形勢發生了這么深刻的變化。

戰后的全球局勢簡化地看，可以說就是一個“窮經濟”和一個“富經濟”。

富經濟的特點是人均資本多，人口、勞動力不多，但資本的積累量非常雄厚，因此生產率高，收入就高。

窮經濟正好相反，人數很多，勞動力很多，但沒有資本積累，這個資本既包括物質資本，也包括知識資本。

資本不夠，生產率就低，主要依賴自然給予的力量，所以生產力低，導致了窮困。

這是兩個基本的經濟板塊，就是戰后所謂的“南北問題”，即一富一窮。

戰后我們長期處在這兩個經濟體各自的陣營內，相互之間是不怎么開放的。

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一個原因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是二戰以后獨立的，對國家主權看得非常重。

所以當時的整個認識包括對發展經濟的認識，都認為要維護國家主權，就要關起門來搞經濟，不能隨便讓外國技術、外國資本、外國商品進來，要用國家政權把這些東西擋在外頭，空出一個國內市場，來發展民族經濟。

當時普遍是這樣的認識，當然也由于一些外部事件，如中國參加了朝鮮戰爭、臺灣海峽局勢、西方對中國的封鎖等各種原因。

總之，一窮一富的兩個經濟體，收入差別非常大，中間有一個壁壘，互不相通。

鄧小平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就是，率先在我們已經擁有了可靠的國家主權的情況下，主動開放，拆掉壁壘，引進外資，大膽地開放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讓信息、科技、知識、商業模式、市場打通。

這樣一來會發生什么變化？

窮國這么點資本，富國那么多資本，現在打通了，原來窮國是不可能得到發達國家資本的，打通后，窮國可以和發達國家的勞動力一起利用這些資本。

人工也打通了，雖然移民還沒有那么開放，但各國勞動力生產的產品是可以貿易的。

其中一部分服務也可以貿易，只要可以貿易，就相當于人力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有相當大程度的流通。

一打通，競爭就會激烈得多了。

因為原來有壁壘，原來富國的人跟窮國的人之間沒有什么關系，他們自己過自己的好日子，掙高工資，過現代化生活，壁壘打通之后，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剛開始我們什么都不會，你的產品對發達國家的產品沒有競爭力，但是事情會變化，只要持續地開放，持續地吸引外資，持續地讓新技術進來，再窮的國家，人民還是肯學習的。

只要肯學習，開放了的窮國學習曲線就會升得比較快。

所以，所謂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經濟角度來看，就是從這樣一個基礎演變來的，就是從差距很大的這樣兩個經濟體之間有嚴格壁壘，到去除壁壘，所以這個世界跟過去再也不一樣了。

你簡單分析一下，在這個經濟版圖上，到底哪個部分發生了變化，產生了競爭呢？

▍ 二、中國幾十年來的高速增長就是成本領先

我們先來看發達國家。

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資本家是非常歡迎全球化的，道理很簡單，因為發達國家以前只為那十一二億人口服務，現在全世界都來爭取這個資本的服務，它的相對稀缺性提高了。

我們都知道馬云很厲害，馬云融資也是到華爾街去融來的，如果不是在美國上市，阿里巴巴今天恐怕也不可能是一個幾千億美元市值的公司。

華爾街為全球服務，賺全球的錢，全球化越是高歌猛進，它的業績就越好。

以硅谷為代表的高科技部門也是歡迎全球化的。

因為過去高科技的市場就是這么一個只有十一二億人口的發達國家市場，現在中國一開放，印度一開放，全世界一開放，光一個Windows全球賣了多少？一個蘋果手機全世界賣了多少？現在它們服務的對象已經遠遠超出了發達國家的邊界。

但并不是發達國家的所有板塊在全球開放中都得到了同等的收益，技術含量不太高的這些行業、部門、地區、工人，其中也包括一些白領，它們的情況是不同的。

剛才在聽會的時候，我大概看了看我們這個會場，我們這個行當大概30年前是沒有的，做投資這個領域的人都是在中國經濟的開放、增長中長出來的，原來沒有人做我們今天會議主題所關注的投資、PE這些事情，原來只是發達國家的那些人在做。

現在又新沖進去了這么多人，所以競爭是很無情的。

最先受到沖擊的就是中國人最早學會的那些制造、組裝之類的基礎工業流程，這個邏輯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國人一旦學會了什么，發達國家的一部分人就有麻煩了。

因為發達國家的人工薪水已經很高了，我們是從窮往富走，他們是從高處往低調，這個剛性是很大的，是很難調過來的。

不發達國家也并非每一個板塊的收益都是一致的，為什么沿海先富起來？

因為這一波增長的源頭是戰后積累的資本和技術，誰靠近這個源頭，誰先得到，就先富起來。

國內的公民中懂一點英文的，知道一點新知識的，能跟發達國家打交道的，都是先富起來的人。

所以全球化到來的景象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人類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機會，形成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市場，但是，富國、窮國國內矛盾積累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收入差別的分化在發達國家很醒目，在發展中國家也醒目。

這是前兩年很流行的一本書《21世紀資本論》，19世紀有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是資本主義的早期，勞動關系尖銳，收入差別非常大。

為什么21世紀又來一個《資本論》？

這位法國經濟學家搜集了很多資料，大家看到戰前基尼系數達到了很高程度，戰后收斂了，一直到八九十年代，這個指數調頭又升上去了，就是因為開放，中國來了，印度來了。

這個系數差不多又恢復到了戰前的水平，形成了一個馬鞍形，中間是很大的一個低洼。

另一張是歐洲的發達國家，趨勢的具體形態有一些不同，但基尼系數變化的類型是一樣的。

所以出現了占領華爾街，出現了1%和99%的人口之間的矛盾，貧富的差距非常大。

華爾街是為全球服務，是為馬云的阿里巴巴這樣的公司服務，當然掙大錢，但是美國的藍領工人是要和中國的制造業競爭的，他們的情況呢？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前年我在賓夕法尼亞州去看了看美國的一家鋼鐵公司，過去它非常輝煌，美國第一艘航空母艦的甲板是它供貨的，圣弗蘭西斯科金門大橋的鋼材也是它供貨的，現在我們看到它已經“銹”了。

公司關閉了，巨大的工廠遺骸還在，人連拆除的力量都沒有了。

作為一個中國經濟學家，這個現象對我來說并不難懂，因為日本、韓國、中國的鋼鐵起來了，河北的鋼鐵起來了，全世界的競爭就是物美價廉這么一個原則。

戰后在封閉的情況下，美國鋼鐵這類傳統制造業的工資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它是沒辦法跟一路追趕的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比價格的。

在競爭中這樣關掉的制造產業的公司當然不止一個。

所以美國新的經濟地理圖里出現了一個新詞叫做“銹帶”。

美國的南部原來是奴隸制，工業化大致集中在東北部，顏色越深，銹得越厲害，倒閉、失業就越嚴重。

多年來中國人埋頭干自己的事情，沒有抬頭去看看，我們的進步給全球其他地方帶來了什么變化。

對于特朗普，據我了解，美國的知識分子、學術機構可以說都看不上這位總統的作派，但從選舉政治來說，他還真有民意基礎。

大家看他的票倉，與銹帶的分布之間有很好的重合度，大國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繼續，對內擺不平，它當然要對外去尋找解決的辦法。

這是我理解的為什么會有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中美貿易摩擦，所有這些新聞的曝光度很高，但事件背后有非常樸素的經濟基礎。

我們再來看中國國內發生的變化。

這是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們與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一起，他是1991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

他用自己的獎金在中國大概請了50多位包括學者、基層干部、企業家們，請大家去芝加哥一起研究中國的經驗。

這是我當時的一篇論文，想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到底做對了什么事情，才會從1978年的狀態變成2008年的狀態？

主要就是做了改革開放嘛，人口多，又窮，不開放，就是關起門來窮，一開放，卻發現窮就是競爭力。

窮不就是成本低嘛，所以開放的意義真是大極了！

我們過去工人、農民的收入都不高，人窮，但我們的體制很貴，它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有著極大的束縛性，很多事情你就是不可以做。

分明做了對國家、對經濟有好處，但就是不能做，自己把自己綁起來，過窮日子。

鄧小平對外開放，對內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把這些體制束縛扒掉，讓實踐去檢驗一下，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做。

這么多人口，國家又招不了工，怎么就不能搞民營企業？怎么能死守著多年前的教條，說雇用7人是小業主，雇傭8人就是資本家了？

做起來試試看吧，就這樣走出來了。

第三條最重要，中國各行業、各階層的人都是肯學習的，發展經濟最根本的動力就是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想改善生活，只要有機會，人們會對機會作出反應。

這三條原因加到一起，就成就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但是，要非常清醒地看到，這三條加到一起，加出來的東西叫成本優勢，而世界競爭、商場競爭爭的是兩個東西，一個爭獨到性，一個爭成本。

要么你與眾不同，要么你成本比別人便宜，中國作為一個大經濟體，這幾十年來的高速增長就是成本領先，對發達國家在國際市場上形成了我們的成本優勢。

▍ 三、我們的獨到性優勢還沒有形成，就被圍住了

獨特性方面我們還差很遠，還是一個后發優勢，還是一個追趕的格局。

包括我們現在把創新喊得這么響，但所有這些概念都是從外面來的，還是在學習人家，只不過我們現在跟得快一點了，我們自己真正優勢的東西不多。

2010年我去參加達沃斯會議時，在會場我獲得的一個感受，這個世界就是兩個海平面，發達國家有資本、有技術，為什么一開放它們就嘩嘩嘩地往中國來？

因為邊際報酬率不同，一個經濟體擁有某一個要素越多，它的收益率就越低，要是落到這個要素相對稀缺的地方，回報率就高了。

倒過來，中國為什么有很多東西能夠出口呢？因為我們的成本優勢。

大家想一想，中國剛開放的時候，中國人落進口袋的收入大概是美國的百分之一，是一百倍的差距，一打開壁壘，這個對流的猛烈已經不是經濟學了，這是物理學了。

但成本永遠存在一個詛咒，世界上經濟學教科書很多，成本變化的圖形從側面看都像一只碗，它先是一路下降，等降到了最優點，就掉頭向上。

在座各位應該都懂這個道理，比如一個流水線剛開始生產，工人不熟練，還達不到最優技術產出，然后單位成本會逐漸下降，降到了最優點時，你擴大產能，投資，招工人，但這時投資和工人都開始貴了，擴建要占地，地也貴了。

這是經濟活動不可改變的鐵律。

競爭無非是爭，你比別人成本降得快一點，升的時候比別人慢一點，你就站住了。

但是中國40年經濟高速增長，成本這條線漲了多少??！

我們的成本還不光是市場競爭形成的成本，還有一些政策、法令強制形成的成本。

2004年各地都抱怨說勞工成本漲得快。

《新勞動法》以后，這個呼吁很高，我查了一下數據，工資總額的增長數比名義GDP高一點點，真正漲得快的是稅收，是政府的地稅收入、帶有強制性的社保繳納，以及政府獨家壟斷的一級市場向二級市場供應土地的出讓金。

從1995-2012年中國經濟高速成長期，大家看到這期間土地出讓金的價格漲了64倍。

什么生意不是在土地上進行的？

所以不知不覺中，我們的成本優勢一邊在見到效益，一邊在減弱。

麻煩的是中國開放的經驗又影響了多少國家，別人不會說是在學中國，但世界上只要是做對了的事情，你擋也擋不住別人要學習，你中國能開放，印度不能開放嗎？我們的鄰居朝鮮也要開放。

改革開放沒有專利權，下了決心就可以搞，所有窮國一看中國的經驗，都可以搞。

越晚開放，成本優勢越明顯，大家看越南的土地和工人什么價，印度、印尼是什么價，你去看看吧。

中國是1980年改革開放，印度是拉奧總理1990年改革開放，前蘇聯1991年垮臺，前蘇東體系都解放出來了，現在這個局面就是我提出“突圍”這個說法的由來。

我們向上還沒能力夠著天，雖說發達國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但從競爭的獨到性看，全世界的獨到性還是在發達國家手里，多少好產品、好想法、好潮流，追根溯源，是從哪兒來的？我們現在講得這么熱火的大數據、云計算，都是哪兒來的？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這么兇，美國一家公司的產品卻可以讓全世界的消費者通宵排隊，這就是天。

那么地呢？

越南的地比你便宜呀，印度的地比你便宜。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40年，從全球看，我們被夾在了中間，我們的優勢并不明顯，獨到性優勢還沒有形成，就被圍住了，搞不好上頭還會堵你。

過去它們無所謂，教你一點就教你一點，給你一點就給你一點，你那么窮。

可是今天中國全球第二大，引起方方面面的警覺，你看今天美國的留學生政策都大幅度收緊，不光是貿易戰。

別說是敏感的專業現在對中國留學生越來越不開放，連不太敏感的專業壁壘也提高了，它知道你的知識來源是在它那里。

我們的后面還有追兵。

你看印度2030年的目標是什么？成為全球第三大。

只要看看中國自己的經驗，你就會知道，可不要隨便看不起印度，后發優勢會讓走在前頭的國家喪失警惕，因為你洋洋自得。

中國人不要覺得印度追不上，你把時間放長一些看，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 四、一批中國公司，在貿易戰以后加快了全球布局

以上就是中國被圍住了的原因。那么，怎么突圍呢？

第一步，你還是得靠改革突圍。

中國的改革，沒辦法的時候是真改，一旦有了成績，那就是喊喊口號。

因為改革要觸動利益，不是被逼到墻角，那個利益怎么觸動呢？要不是餓到糧食供應不了，怎么會同意包產到戶？要不是幾億人的就業沒法解決，怎么會開放民營經濟？

從制度、法律、文化、思想上，我們真的把改革開放這件事情想通了嗎？

我的觀察是還沒有，至少上層建筑里很大一個板塊的人不作此想。

實際情況是沒辦法的時候讓一步，形勢好就不改，硬生生地不改，但如果不改沒有出路，那你就還是得改。

你想想這個成本優勢，我們也就是人均9000美元的國家，我們的稅收結構、整個國民經濟分配的構造難道不失衡嗎？

你的核心技術都是從別人那里來的，要是沒有長期艱苦奮斗，還想成為世界前沿國家，哪有這么容易的事情？

這是我們的一個特點，只要形勢一好，我們就容易忘乎所以，就容易對我們真實的情況，對我們在國際競爭中的位置作出脫離實際的判斷。

現在如果要突圍，首先要從這個方向突圍，先端正對自己的真實定位。

第二步，是應對的突圍。

從這個方面看，我認為這兩年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

不能因為特朗普在自己國內壓力下的收縮，我們就跟著收縮，不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對中國而言，我們從改革開放中的收益是遠遠大于它所帶來的成本，中國如果不繼續開放，下一步的現代化是不可能找出一條關起門來自己發展的路的。

這個問題一定要清醒，要繼續堅持開放。

由于40年開放，我們的觀念還跟不上去，大家一放眼世界，還是這么一張舊地圖，以國家邊界劃成的一塊一塊的世界，兩百個左右主權國家構成一張世界地圖，其實這種地圖是誤導人的。

各國人民主要還居住在各國邊界內，這一條沒有變，在國界之外居住的大概有三億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大約百分之六到七。

但是，住在國內不等于人們的經濟活動就在國內，有大量的來來往往，今天其實你很難說國家和國家的經濟之間是什么“你大我小”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貿易現在大部分是中間品貿易，不是成品貿易。

國界線全世界加到一起有只25萬公里而已，高速公路、航線、航道、各種油氣管道、信息高速公路、光纖，這些加到一起是多少公里？是千萬公里級的，是千萬級對25萬級。

所以我不太喜歡用“中國貿易戰”之類的詞，其實它是中國和美國在特定經濟格局中的關系。

你看特朗普國內降稅、進口加稅，他首先是沖著誰去的？

他首先這沖著美國跨國公司去的，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里很大一部分其實是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生產品的對美出口，特朗普的組合拳就是進口稅提高、國內稅降低，我看你回不回來。

但是據我看，雖然他有選民支持，但是他的世界觀、全球觀有問題。

現在這個世界哪個總統也沒有辦法把國民經濟拉到國界線以內去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中國生產的多少東西的圖紙、技術、原料，都是全球來的。

在座諸位手里的手機，你真要是把里面的零部件搞清楚，沒有一樣東西是在一個國家內生產的，重要的產品無一例外。

從這一點來看，開放是改變不了的，沒有哪一個行政權力有能力把這種局面再拉回去。

這種全球分工帶來的全球生產力的提高，是未來全球福祉的一個基礎。

所以你看特朗普鬧下去，說不定導致的會是一個相反的局面，全球關稅有可能繼續降低。

現在已經降低了，全球關稅現在也就是百分之五到六，再鬧一鬧，談判還個價，你看已經簽訂了好多零關稅協定了。

美國以提高關稅開的頭，最后有可能以繼續降低關稅結局，當然這要看協商各方怎么去看這個問題。

中國到現在為止以更大的開放應對貿易戰，這個戰略我看是正確的。

這兩年我看了不少基礎設施，從上海港一直看到鹿特丹港，全球的大船越造越大，單位成本中貨物是在哪里生產的，這個轉運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技術的變化你們知道對經濟配置有什么作用嗎？

我看特朗普還有一個貢獻，就是把一批中國公司打成跨國公司，你不可能對全世界都收25%的關稅，你哪里不收，我們就到哪里布局。

我訪問過一批中國公司，很多都是貿易戰以后，加快了全球布局。

它們去越南、去墨西哥等地開公司，當然你去那里開公司，當地也歡迎，來吧，你們一輪一輪地來吧。打來打去，本來中國公司愿意待在國內，國內市場這么大，很誘人，大家互相又太熟悉，習慣了在國內作戰。

但現在很可能外部的力量會逼出一批跨國公司，像華為這樣在全球布局，到187個國家去設點，我看這樣干好得很。

第三個突圍是創新突圍。

成本這個因素現在你改變不了它，但是成本可以移動。

這是什么意思？勞動力和地貴了，你還生產同樣的東西，還用同樣的辦法，當然是死路一條。

天下比我們勞動力貴的國家有的是，人家也有還過得好好的，你到北歐那些國家去看看，哪個國家的人均GDP不是五六萬、七八萬美元的？

去年我去瑞典訪問，瑞典人均GDP是8.2萬美元，雀巢總部不還是在瑞士100多年前它起家的那個小鎮上嗎？人家過得好好的，這是什么道理？

成本漲了，如果你收益的能力提高得更快，何害之有呢？

所以這40年來我們只學會了一個成本優勢，現在看來也到了一個該轉方向的時候了。

經濟增長了，工資當然應該增加呀，而且那些法定的成本，如果改革到位，它就不會漲得這么快，總的趨勢就是收入會得到提高。

倒過來，如果人工貴了，你就沒戲唱了，這也是對美國經濟提出的問題，你的工人人均收入5萬美元，你就沒戲唱了。

這說明你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教育和培訓在藍領工人中的普及都遠遠不夠。

美國這個大國應該向很多小國學習，你去荷蘭、丹麥、瑞典看看，它們的人均收入都比美國高，它們照樣生產出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品。

當然，我也要從這個視角來提醒中國，我們怎么就不能做到把成本曲線下移呢？就是要創新。

但是千萬要當心，創新是有很多選擇的，我和騰訊研究院一起切磋后得出了一個看法，中國到目前為止的創新有兩條路線。

一條是從市場上的產品中發現有厲害的東西，攻不下來的話，去研發技術，技術研發不下來再去找院士、找大學、找基礎研究，攻原理，中國大部分創新走的是這條路線。

另一條路線是從原理出發往下打，原子能、原子彈哪兒來的？

最早是1939年的一篇論文，它討論分子結構和原子結構的能量不同，如果要原子結構的能量裂變出來，需要什么條件？

發達國家所謂“從零到一”的原創，這個“零”是什么？是先有發現，再有發明，我看我們這個后手棋還沒有開局呢。

我們有近3000所高校，這些高校和國家研究組織里釋放的能量，包括我們形成的風氣，有沒有攻難關的精神，有沒有突破性原創的魄力？

而不是僅僅跟著發達國家的熱門課題去發論文，此外，有所發明的理論、技術怎么去走向市場、轉成產品？中國創新這方面的大文章可以說題目已經開出來了，真正做還早著呢。

中國要從現在開始，不要總認為我們就是應該跟在人家后頭，他們熱門什么，我們就熱門什么，就仗著我們人口多，市場大，炒作的能力強，再繼續這樣行嗎？

要來一些真東西，要有一些與我們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國體量相稱的東西。

我們到現在還在說古代四大發明，近現代以后我們在科學進步上的承擔真不多。

大家也不要認為發明、創新完全是一種高大上的東西，是大科學家、天才才能做的事情。

統計數據擺在這里，越來越多的發明創新在日常化了，在美國，每一百萬項專利的推進速度越來越快，因為教育普及了，科學革命以來的那些故事刺激了更多的人樂于去嘗試一把，普通人、匠人、工人跟科學家、國家機關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中國發明專利的數據也在大幅度增加，尤其要有非常務實的態度來看待發明，中國喜歡把創新變成高大上的口號。

現在很流行的一個概念，叫做“ 萬物互聯 （IOT）”，已經成為中國人熱炒的一大概念了，其實它就是這么來的。

中國有這么多公司和行業，創新的關鍵問題是心態，是怎么去解決問題，在已有的技術里，作為供應方、需求方怎么去找到解決需求的辦法？這就是發明、創新。

如果再加上科學研究的原理級、一般性、抽象性的創見，那真的可以改變人類生活。

我們現在用的智能手機購物功能，一點屏幕下午東西就來了，就與這個技術有關，幾個大電商的倉庫你去看看，要是離開萬物互聯，它怎么知道這個東西要送到你哪里去呀？

離開技術，人再聰明、再辛苦，也是做不到的。

我在佛山看到的一個中國人的創新故事，佛山的家電制造已經是不得了了，有的人卻發現其中有痛點，他做了很多用戶調查、拍視頻，痛點是什么？

點火需要彎腰，平均下來做一次飯要彎很多次腰，去洗鍋的間隙煤氣不能關到最小，沒有油煙的時候排風還是習慣性開在強檔上，大范圍內算下來這些細處也是很大的能源損失。

他們怎么改進的？最后的解決方案很簡單，應用藍牙技術，在鍋把上裝幾個按鈕，這個按鈕又能調節油煙機的風力，又能調節煤氣灶的火力，這項發明幫助銷售公司增加了十幾億的銷售額。

可見創新不是一件多么偉大的壯舉，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問題是要有一個推動力。

現在的大環境在逼著我們的企業界往創新的方向走，很多東西人家不讓你抄了，逼著我們也要進行所謂“從零到一”的研發。

▍ 五、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我們的努力和抉擇

我希望大家要形成新的全球觀，不要再糾結于某個國家與另個國家之間的所謂“貿易戰”。

這個東西很容易上新聞標題，國別政治好玩得很，但今天的世界不完全如此了，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全球化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因為居民大部分還是生活在自己的國家里，全球化受損的大部分人群是他們。

所以他們要求自己的政府作反應，國內政治由此就會延續為對外關系，就會演化成國家間關系某種程度的緊張。

但是從根本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也許我的判斷過于樂觀了，因為各國從全球化得到的好處太大了。

這個趨勢與中世紀原來各地方一個一個的小市場，最后擴展成國內的本地市場、區域市場，二者是同一個道理。

統一的市場有分工、深化，生產率得以提高，這是人類未來福祉的一個可靠的基礎，這個趨勢是擋不住的。

中國現在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圍住了，被我們的成就圍住了，被中國經濟體量在世界上具有的一席之地圍住了，要不然沒人來管你這些事兒，如果你體量小小的，偷幾個專利就偷幾個專利，抄人家一下就抄一下，因為你不成氣候，人家不會太在乎。

現在之所以這么多國家對著我們，是因為我們真的有兩下子了，你夠一定份量了。

問題是你要挺得住這一關，被圍住了要突得出去，要改革突圍、開放突圍、創新突圍。

至于這場突圍有沒有勝算，比較好的答案是“不確定”。

突不出去的話，那無非就是起個名目，叫它什么“陷阱”就算了，有多少國家都是到了臨門一腳，踢不出去了。

中國的大歷史上發生過這個事情。

我們的宋朝多厲害，所以李約瑟就很感嘆，中國當時看來已經具備了一切進入現代化的條件，臨門一腳卻踢不出去，裹足不前，停在了門外。

這是李約瑟的一個問號。

我們這一次會怎么樣？

很有希望，我們從那么窮變成現在世界第二大，人均GDP水平從兩三百美元上升到九千美元，可以說中國現在是歷史上離成為現代化偉大國家最近的時候。

但沒有人能保證我們一定贏。

你看歷史就知道，不是第二大都變成了第一大，從戰后算，第二大變第一大的是少數，只有美國，前面的幾個第二大都是往后面走了。

并不是中國現在第二大，像做算術一樣多推幾年我們就是第一大了，上帝沒有給出這種保單。

這事情要取決于我們的努力，取決于我們的抉擇——政府怎么做，企業怎么做，還有高校怎么做。

如果做得對，是一個結果，如果做得不對，是另外一個結果。

但是如果大家非要想坐下來說，我們的前景會怎么樣？我愿意把寶押在我們的突圍能夠成功這一面，道理在哪里呢？

因為我觀察中國經濟，觀察我們國人，我們有一個明顯的文化心理上的特點，就是形勢差的時候我們的表現比較好，甚至是形勢越差，表現越好。

遺憾的是，如果形勢一轉好，我們的表現常常就變差了，忘乎所以，自我得意，胡鬧，未富先奢。

什么時候形勢好的時候，我們的表現也比較好，那就是中國真正進入世界強國的一天。

我們要共同為此奮斗，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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