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的中國法則:為何愛日租死了,小豬短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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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馬 王奕 10月6日報道 共享經濟在中國已不陌生。平時上下班坐著Uber的車,或者約個順風車;晚上在各類私廚App上尋覓美食;假期開著PP租車租來的私家車自駕,通過Airbnb住在當地人家里;甚至P2P理財產品,也是將閑置金錢進行共享。這已經成為都市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慢慢醞釀顛覆和革命的力量。
但不論是Airbnb、Uber這些國際巨頭,還是國內各類照搬國外模式者,在中國落地時都產生微妙的不和諧,不管是政策的抗力,還是文化的鴻溝,這種微妙,讓共享經濟變味發酵,醞釀出帶有濃厚中國特色的模式。
恐怕只有深刻領悟此點的創業者,才能在中國站穩腳跟,謀求可持續發展。
共享經濟的中國之路
共享經濟并不復雜,人們通過互聯網把閑置資源分享出去,從而實現實時交易,并以此形成人與人的連接。
幾年前,“Airbnb”還在質疑聲中風雨兼程,如今類似的分享式網站平臺已遍布各地。“共享經濟”切切實實滲透進了生活,并發揮革命性的摧毀力,將傳統生產關系沖擊得支離破碎。
2011年,《時代》周刊將“共享經濟”列為“十大改變世界的創意”之一。所有權被使用權代替,“交換價值”被“共享價值”代替,共享經濟在形成趨勢,形成文化,漸漸顛覆原有的價值鏈條。
2015年6月,Airbnb完成了15億美元的巨額融資,估值已達255億美元,幾乎成了共享經濟的代名詞。但實質上,Airbnb征服中國之路,走得并不順利。其中的原因是,Airbnb對中國市場深淺不知,沒有進行切合時宜的運營、推廣和維護,最終被“中介”和“二手房東”占領,想找真實短租房的租客也就無意于此了。
而Uber在中國的遭遇,用“政府圍剿、腹背受敵”來形容并不為過。
世界上最大的兩家共享經濟企業在國內的生存現狀,都不容樂觀。回顧Facebook、谷歌在中國的經歷,共享經濟在中國的征服之路,是否會難逃宿命?
共享經濟在中國的落地并沒有一帆風順,在與國際價值接軌的過程中,中國總是慢了半拍。可喜的是,盡管慢,但它已經躁動起來了。
我們先來看兩個融資細節。
2011年,完全復制Airbnb模式的“愛日租”在燒掉千萬美元的融資后,黯然倒閉,而國內同樣模式但又接地氣的小豬短租卻活得不錯。今年7月9日,小豬短租完成了6000萬美元的C輪融資。
PP租車,國內最大的私家車分享平臺,車主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將私家車的閑置時間與租客的用車需求對接起來。PP租車于2013年10月在中國上線,目前已有60萬車主,超過100萬租客,進入16個大中城市。在2014年拿到A輪1000萬美元和B輪6000萬美元之后,近期有報道稱,PP租車已獲得由天圖資本領投的5億人民幣C輪融資。
適合國外的模式,照搬不一定成功。國外發展平平的模式,在國內也許就有機會。
其實汽車共享早就存在,美國的Zipcar是第一個比較具有規模的汽車共享公司,后面還有RelayRides、wheelz以及發展較好的GetAround。但這些公司并沒有形成像Airbnb和Uber一樣的世界級公司,這和國外的市場基礎有很大關系。
PP租車在進入中國前進行調研,發現私家車共享是一個雙邊市場,車輛供需矛盾是發展的市場動力。美國70%的人擁有私家車,擁有一輛新車的成本較國內低很多,因此國外的租車需求量并不大。另外,國外的城市密度非常稀疏,交換車的成本大大增加。而在供需矛盾明顯、人口密度高的中國,P2P的租車形式反而更容易推廣。
由此可見,中國的共享經濟落地并無問題,一些“摸到竅門”的企業,甚至活得陽光燦爛。
什么是核心關鍵點?
與共享經濟在國外刮起的颶風相比,中國的共享經濟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共享經濟的中國創業者們,需要真正解讀中國特色。
共享經濟的核心基因就是“信任”。共享原來只存在于現實的社交中,朋友之間才有“借用”。
在國外,“沙發客”的旅行方式受到了一代人的推崇,并成為一種文化傳播。即便沒有完整的房間,一個可供落腳的沙發,也算旅行中的一種體驗。但在中國,這種基于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極度缺乏,房東擔心房屋損壞甚至遭遇盜竊,不太愿意拿將房間分享給陌生房客。
PP租車剛進入中國時,同樣遭遇信任危機。CEO張丙軍先把這種車輛共享模式帶到新加坡運行了一年,才來中國試水。對比兩個國家的市場后,他發現,在新加坡,誠信制度和信任關系都比較完善,車主不會擔心車輛會遭到損壞,“因為95%以上的人都是很友好的”。
但在中國市場,PP租車通過調研發現,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只有17%的車主愿意分享自己的車輛,而且車主的思想包袱比較重,擔心一去不復返,擔心不當駕駛磨損車輛,擔心租金不夠支付保養費等各種問題。
面對誠信缺失的問題,企業在后期的運營中,需要制定嚴苛的規則,并利用科技手段建立信用審核系統。
其實任何一家共享經濟的平臺,都曾經遭遇信任危機。2011年,Airbnb發生“洗劫門”事件,一名叫做EJ的房東發現她舊金山的公寓被Airbnb上招來的房客洗劫一空。
“洗劫門”之后,Airbnb啟動了更加全面的安全應對措施:增加一倍客服人員,創建負責安全與信任的部門,創建房主安全教育中心,設計增強工具來核實用戶資料,促進租住訂購前房主與租客間的溝通和為房主提供保險服務等。Airbnb甚至追蹤每一單交易,對用戶進行信用評級。
在中國,建立信任體系尤為困難。小豬短租在發展初期也曾經陷入和Airbnb同樣的困境,大量二手房東和中介涌入平臺,雖然帶來了流量,卻損害了品牌并影響了用戶體驗。其后,小豬短租減緩了發展速度,通過篩選審核,讓房東的一手房源控制在80%以上,并重點推薦。
小豬短租的CEO陳馳說,短租的大發展需要一個大的信用環境,這個環境可以通過建立如歐美一樣的信用規則、信用檔案實現。當每個人的行為都可以被追溯,陌生人間的交易交往就變得自然可信。
借房子馬虎不得,借車子也同樣如此。PP租車也曾出現過車主的車被異地非法抵押等案例,但在出現漏洞和問題后,PP租車及時完善了風控體系。
目前,PP租車選擇的是實名認證的注冊會員制。注冊時,需要提供身份證信息和駕照信息,并對接公安、交管部門信息系統進行驗證,租客駕照必須是滿6個月、扣分不超過9分,且近3年中沒有酒后駕駛、危險駕駛的前科、沒有被暫停駕照的經歷。
建立完整的個人交易信用和風控體系,是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就像犯罪案件會推動法律的修正完善一樣,信用危機事件也會促進共享經濟平臺更趨于成熟。
競爭與博弈
共享經濟雖不復雜,但背后卻粉碎了原有的生產關系,動搖傳統行業的地位,因此,共享經濟最大的敵人是傳統行業。一些傳統行業的競爭對手,會以違法為由挑起戰火,并脅迫政府部分將創新扼殺在搖籃之中。
但是,歷史的車輪從來都是滾滾向前,如果能將傳統產業整合到共享經濟的生態鏈中,就能化阻力為動力。
除此之外,在中國,政府對某個創新的態度,幾乎決定其能走多遠,對于政府的蛋糕,是不是能動,能動多少,都是一個技術活。因此,在與政府關系上,應和諧共處,補充不替代,合作不競爭。
2013年開始,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交通壓力逐漸變大。2014年北京私家車保有量已過500萬臺,政府不得不采取極端措施控制車輛數量增長,搖號、限行等制度的出臺,更加劇了人與交通的矛盾。現在在北京地鐵里,經常能看到公益廣告,鼓勵市民租車出行。
PP租車確實給政府提供了一個好的解決方案,資源共享,緩解了人與交通的矛盾。但私家車輛是否可以用于租賃,就成了PP租車和政府博弈的敏感點了。
社交:未來的紅利
共享經濟在資源整合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經常被忽略的,是其社交價值的挖掘。在未來,這恐怕會成為潛在的寶藏。
小豬短租副總裁潘采夫曾說,他加入小豬短租后,發現共享經濟一個有趣的魅力——人與人會在其中產生奇妙的連接。他開始沉迷于此,并每天都去尋找這種連接。
房東精心布置房間,讓租客產生賓至如歸的感覺,甚至在同住時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租客臨走時,誠心滿滿地致謝,就能給房東帶來巨大的驅動力。兩個本是天涯陌路的人,因為一個平臺而產生了關聯,好的產品和模式,自己就會講故事。
PP租車的CEO張丙軍同樣發現了這種連接。如果車主喜歡吉普車,喜歡自駕游,車上就會有一些相應的車輛配置,有更炫酷的裝飾細節。而同樣喜歡吉普車的租客找到這輛車,就會因為共同的興趣愛好而產生好感,在租車和還車過程中,產生互動,這種互動就能讓一次交易行為變得人性化而充滿溫度。
很多順風車司機搭載乘客,只是為了在回家的路上找一個人嘮嗑;一些在國外利用Airbnb訂房的人,只是想在旅行地獲得“當地人”的照顧。一個好的模式,能讓人與人產生更多的交際和信任,形成社交文化。
社交價值的挖掘,實質上是教育用戶的最優素材,遠比廣告來得生動活潑。而且,用戶的自發傳播,通過圈子文化發散,就會產生漣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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