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投中網 （ID：China-Venture） ，作者：陶輝東，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深圳科創圈靜悄悄”、“大疆之后無創新”，在一篇關于DeepSeek的文章下，高贊評論是這樣的。

從2024年火出圈的黑神話悟空、春晚上的宇樹機器人、春節檔的《哪吒2》、再到DeepSeek，以“創新之都”自詡的深圳，在這一系列的熱鬧中淪為看客。于是乎，深圳“失去創新能力”、“失速”、“掉隊”的質疑聲鋪天蓋地。

批評的矛頭尤其指向深圳的創業和創新環境。深圳缺乏頂級高校，所以創業人才不足；深圳奉行“需求導向型創新”，從0到1的顛覆性創新能力不足；深圳房價太高，讓創業者望而卻步……一時之間，深圳簡直是哪哪都不對了。甚至是那句“時間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錢”，也被認為過于急功近利，不適應這個強調原始創新的時代了。

網上的風向變幻是如此之快。就在2025年春節之前，深圳還是創新的模范生。在剛過去的2024年，深圳產出了20個IPO，歷史性地超越了北京，居全國第二位。在2024年，深圳新增了296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牢牢占據全國城市的首位。

一面是鋪天的質疑，一面是其實很不錯的成績單，深圳到底行還是不行？

一、深圳的“掉隊”，并不是從DeepSeek開始

可能違背很多人直覺的是，深圳從來都不是一個擅長追風口的城市。

Deepseek火了之后，網絡上的輿論沉浸在“拉踩”深圳的狂歡里。以至于大家都忘了，深圳沒有大模型，其實壓根就不是什么新聞。

在Deepseek橫空殺出之前，中國的頭部大模型公司被概括為“新六小龍”，也就是月之暗面、零一萬物、百川智能、智譜AI、Minimax和階躍星辰，其中4家在北京、2家在上海，深圳掛了零蛋，但沒人覺得有什么問題。

去年我還問過一位深圳本地的投資人，為什么深圳沒有跑出來明星大模型創業公司？得到的回應是，這有什么好奇怪的？再往前倒，無論是“視覺四小龍”還是智駕獨角獸，深圳不也都沒有存在感嗎？

可見，深圳在AI賽道的弱勢，并不是從大模型開始的。

在統計數據上，深圳的人工智能產業并不弱。今年初，新華社發了一則報道稱贊深圳，其中稱“到2024年底，深圳人工智能產業規模達3600億元、同比增長約35%，人工智能企業超2800家。”數據不可謂不亮眼。但除了騰訊、華為等少數大廠之外，深圳這么些年來沒能跑出聲量巨大、行業引領性極強的AI領軍企業，也是一個客觀事實。

這事還可以繼續往前倒。

很多人應該還有印象，大約十年前，移動互聯網正如火如荼的時候，網上就曾流行過一陣深圳“掉隊”論，當時說的是深圳“自騰訊之后再無互聯網公司”。你看，這跟最近大家說的“大疆之后無創新”在句式上是不是一模一樣？

的確，深圳在移動互聯網創業的風口中也幾乎是缺席的。上海雖然也曾被扣上“沒有互聯網”的帽子，但很快就出現了小紅書和拼多多。然而，直到今天，如果要排出三家誕生于深圳的最知名的互聯網公司，很可能會是騰訊、迅雷、快播，年代感是不是撲面而來？

很大程度上，騰訊的存在掩蓋了深圳在數字經濟領域其實長期以來并不強勢的現實。大模型并不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從互聯網、大數據、AI到大模型有一條清晰的脈絡。如果要說深圳掉隊，恐怕已經掉隊十年以上了。

對此感受最深的，大概就是“深圳創投幫”了。

深圳擁有中國最為領先的本土創投群。過去二十多年來，深創投、達晨財智、基石資本、東方富海等一批深圳創投機構，一直被視為人民幣基金的領軍者。今天，他們已經累計投出數百家上市公司，作為本土一哥的深創投，一家就收割了260多個IPO。但是，除了深創投對酷狗音樂 （后來改名騰訊音樂） 的投資等少數成功案例外，他們幾乎集體錯過了過去二十年最大的風口，那就是互聯網。

實際上，在“雙創”如火如荼的那些年，深圳創投幫也曾非常進取地投資過一批互聯網項目，希望在這個當時VC的主賽道有所作為，只不過結果令人失望。后來進入硬科技時代，這些項目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二、深圳創投，也曾“掉隊”過

這么多年來，深圳的創投圈一直在反思為什么會錯過互聯網，得出的結論有很多。

深圳一位資深VC大佬曾頗為不平地向我抱怨，北京、上海的同行們 （主要指美元基金） 太會抱團做局了，一個項目出來大家一起捧，誰投A輪，誰接B輪都商量好了。而深圳這幫人則是各干各的，不喜歡攢局。

在深圳，類似的看法相當普遍——深圳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并不差，只不過他們不會講故事，沒有那么多錢可燒，所以競爭不過別人。好幾年前，我拜訪過深圳一家做上門服務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創始人對我說，一位北京來的投資人對他講，你這團隊還不錯，“就是缺乏互聯網思維”。這位創始人對這句話非常不認可，他表示，“數據我也能做上去，但沒有什么意義。”

這并不是孤例。從正面的角度講，深圳這座城市的風格是務實，無論是創業還是投資，都強調看得見摸得著的商業落地。

但反過來，深圳的創投圈也常被外界扣上過度保守的帽子。對于需要大量燒錢、短時間內看不到商業化路徑的企業，深圳創投機構會本能把他們排除掉，認為那“不是我們能參與的事”。美元基金為了不錯過可以接受投錯，相比之下深圳創投幫更信奉投資不怕錯過，就怕投錯。

對于這一點，最為集中的質疑出現在2021年前后。

當時，深圳創投行業在募資、投資兩端都遭遇嚴重挑戰，尤其是遭到美元基金的強勢擠壓。在2021年9月份深圳創投同業公會組織的一次研討會上，達晨財智董事長劉晝直言，深圳本土創投機構在品牌、規模、產業鏈等多個方面，正在面臨美元基金的“降維打擊”。

東方富海董事長陳瑋則說：“深圳創投行業整體實力在全國是屬于第一梯隊，但這幾年整體的優勢正在喪失，和北京、上海的差距在逐步拉大，而且也面臨其他城市和地區的競爭。”

在大家的討論中，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條“自我批評”特別扎眼，那就是深圳創投不夠大膽，不敢投資最前沿的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沒能抓住互聯網、新能源造車新勢力等重大風口，導致整體收益率較低，基金品牌上劣勢明顯。

當然，沒多久美元基金后院起火，深圳創投幫的這次危機也就悄然過去，不再被提及。但是，在DeepSeek走紅后，類似的質疑再次出現。有投資人在朋友圈自嘲，如果DeepSeek拿了投資，搞不好還要倒賠投資人錢，梁文鋒還要個人連帶。

深圳的“務實”有其歷史源流。

與其他一線城市不同，深圳是一座草根創業的城市。他的起點是總設計師的兩句話，第一句是“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第二句是“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90年代南下深圳淘金的人，往往被媒體冠以“冒險家”之名，仿佛他們是美國當年的西部牛仔。這個類比并不夸張，松禾資本創始合伙人厲偉回憶，他在1991年乘火車南下的時候，隨身帶著一口同學送的蒙古刀，因為在北方人當時的想象中，嶺南地區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得帶著一把像樣的家伙才能防身。

在西部世界，談論情懷和理想當然是奢侈的。

花著dollars的美元基金同行們，很難體會深圳的人民幣基金這么多年是怎么過來的。虧了錢的GP，被LP指著鼻子罵算是輕的，辦公室被投資者打著橫幅圍堵也不是沒發生過。我并不是要把深圳渲染成一個蠻荒之地，但深圳創投幫二十余年來，幾乎是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中國本土創投的生態和規則體系，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是過往不太被提及的。相比之下，美元基金們募資、退出均在外，甚至一些官司也在境外打，相當于是在西方成熟的創投生態下做投資。

如果我們不把別人的終點當自己的起點，深圳的創新環境其實一直在進步。從最初幾乎沒有技術含量的“三來一補”、加工貿易；到中興、華為崛起；再到騰訊、比亞迪、大疆等標桿企業橫空出世，深圳的產業至少已經升級了三代。這樣的升級在全球范圍內沒有先例，沒有榜樣，全靠自我摸索。

在這一過程中，深圳創投也從來沒有“靜悄悄”。當年因為“看不明白”而錯過騰訊，因為“不夠大膽”而錯過了移動互聯網，但在AI時代，深圳創投幫已經迎頭趕上美元基金的步伐。深圳創投幫正在摘下“過度保守”的帽子。

• “本土一哥”深創投，投資了“六小龍”之一的百川智能的A輪；

• 另一家深圳老牌人民幣基金基石資本，投了百川智能、文遠知行、商湯等多家AI獨角獸企業；

• 松禾資本投了商湯科技、小馬智行；……

如果只看投資組合，今天已經很難區分出誰是人民幣基金、誰是美元基金了。

三、深圳和杭州，并非互相否定

現在很多人用杭州“拉踩”深圳，但這兩座城市實際上非常相似。

深圳與杭州都不是傳統的經濟中心城市，歷史上國企不多，也不是外資扎堆的地方，今天在中國經濟版圖上的地位，主要是他們的本土民營企業們在改革開放數十年來闖出來的。兩座城市都是“中國民營經濟第一城”稱號的爭奪者。我們看下統計數據——杭州2023年底擁有民營企業87.0萬家，占全市企業總量的90.6%；深圳在2022年底擁有民營企業237.9萬家，占比更是高達97％；

也因為如此，這兩座城市都以“搞錢”的城市氣質而聞名，也都被吐槽缺乏煙火氣。深圳有潮汕商幫，杭州則有浙商，都是中國最能起早貪黑，也是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商幫。

最近，很多人用游戲科學創始人馮驥的那句“杭州節奏沒有深圳那么快，房價也不太高，大家能夠耐得住性子”來當論據，批評深圳的爭分奪秒、時間就是金錢。他們大概忘了，浙商一向被稱為“中國版清教徒”，杭州也跟深圳一樣被評為“沒有夜生活的城市”，與成都、廣州的松弛感、慢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

說個題外話，大家都知道，搞出DeepSeek的幻方智能本來是做量化交易的。中國的量化私募基金數量最多的兩個城市是北京和上海，緊隨其后的就是深圳和杭州，并且斷檔領先其他城市。從這個角度看，DeepSeek出現在杭州的確不是個意外。

“創新”二字，對于不同的城市有著不同的含義。如果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是風口，但需要集結大量的人才、砸進去海量的資本才能干成，應該去京滬。而如果是邊緣創新，那就是深圳、杭州這樣的城市的菜了。在“AI六小龍”中一席不占的時候，深圳不以為意；而DeepSeek一出來，深圳立刻就坐不住，背后大概就有這個原因。

因此，深圳與杭州并非互相否定的關系。無論DeepSeek出現在二者中哪座城市，都證明了同一件事——邊緣創新 （特別是民營企業的邊緣創新） 可以成為推動科技革命的關鍵力量。

據說，現在各地國資都在組團前往杭州，學習“杭州模式”，一如前幾年大家都去學習“合肥模式”。但“杭州模式”與“合肥模式”有著非常重大的不同，“合肥模式”是一種資本招商模式，是“有為政府+資本力量”。那么“杭州模式”呢？DeepSeek的出現可以說出乎任何政府或資本的預料，你很難想象要如何通過資本招商來復制一個DeepSeek。

“杭州模式”的難點，并不在于做了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在“杭州六小龍”出來之前，杭州也曾被唱衰：全靠阿里系，電商、支付都不過是模式創新，沒有硬科技……最嚴厲的批評是，杭州為了發展數字經濟而擠壓了制造業，是“脫實向虛”。但杭州沒有隨大流，依然大大方方地高喊“數字經濟第一城”的口號，不問“姓實姓虛”。游戲公司沒地方愿意要是吧？歡迎到杭州來，杭州把你當寶，給錢、給空間還給政策。

很難講，杭州預判到了能夠培養出游戲科學或DeepSeek，有一天還會像芯片一樣被視為“國之重器”，但杭州選擇了采取包容的態度，不輕易否定一個細分行業。因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歷史已經一再說明，偉大幾乎不可能被計劃，應該相信邊緣創新的力量。

“杭州模式”與“合肥模式”當然各有道理，并不存在誰對誰錯。對于每一個城市而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的稟賦優勢，探索出符合當地產業發展規律的“模式”，然后堅持下去，而不是誰火學誰。

之所以特別談到這一點，是因為我看到最近網上一些文章，似乎完全把“杭州模式”和“合肥模式”混為一談了，認為當下國資越來越多地以產業投資的方式參與產業政策的執行，而比拼國資VC/PE，深圳手里的牌并不占優。面對各地政府強干預的局面，深圳應重新思考市場化的問題。這樣的觀點，未免也太墻頭草。

四、深圳還是那個讓年輕人奔赴的城市

深圳真的自“大疆之后無創新”嗎？當然不是。

比如時下最熱的具身智能賽道，深圳隨手就能拉出一個創業天團。幾天前，深圳南山區舉辦了一場區內科技企業的嘉年華，有人說眾擎機器人、數字華夏、逐際動力、帕西尼、智平方、跨維智能、優必選、普渡科技等8家來自南山的機器人企業，是南山機器人的“八大金剛”。

2月24日，來自深圳的眾擎機器人公司，展示其人形機器人完成了全球首例機器人前空翻特技，大秀了一把肌肉。

就像開頭提到的，深圳在2024年新增了296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牢牢占據全國城市的首位。另外，深圳2024年還新增了29家國家級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同樣居全國首位。

在輿論聲量上，或許296家“小巨人”企業加起來，也遠遠不如瑯瑯上口的“杭州六小龍”，但它證明了深圳“科技之城”的底蘊依然不可撼動。

對今天的深圳來說，重要的早已不再是一家或幾家企業的爭奪，而是底層科技創新生態的構建。2月23日，深圳市政府召開了“打造最好科技創新生態和人才發展環境”，表示將著力降低年輕人在深圳的生活成本和創業門檻，讓更多“創新的種子”在深圳這片沃土上成長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棟梁之材”。這場發布會正當其時，重申了深圳的創新源泉。

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其實一直都滿懷著掉隊的危機感。制造業內遷、大企業總部外遷、用工成本高企、房價高漲，每一件事都能成為掉隊的理由。

早在2002年，一篇萬字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走紅網絡，當時的深圳市長還專程會見了作者。這篇文章認為，經濟特區在中國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深圳不再享有特殊政策，然而深圳在工業基礎、資源、金融等各方面全面落后于北上廣，因此將掉出一線城市的行列。

但是，深圳就是神奇地過了一關又一關，從來沒有掉隊。其原因也不復雜——那些來到深圳的年輕人，總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創造奇跡。

• 1987年的夏天，任正非聚集了5位伙伴，一起湊了2萬元，在一個簡陋的倉庫中創立華為；

• 1994年，深圳布吉一個不起眼的小廠房里誕生了比亞迪。由于沒有產線，王傳福帶著團隊“手搓”電池；

• 1998年，在華強北賽格科技園一間30多平米的辦公室里，“騰訊五虎將”開始創業；

• 2006年，在深圳蓮花村的一間普通民房中，汪滔創立了大疆。

因此，最重要的問題是，今天的深圳依然是那個天南海北的年輕人們愿意奔赴的地方嗎？

最新的數據是，2024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近20萬人，增量較2023年增長55.4%，連續兩年位居《中國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第一。不唯地域、不問出身、不求所有、不拘一格，依然是深圳身上最獨特的標簽。

這樣的深圳，又何必妄自菲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