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觸過的當代美國經濟學家中，麥克洛斯基教授是一位很有性格、有故事的一位。

二〇二二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麥克洛斯基教授的Beyond Positivism，Behaviorism，and Neoinstitutionalismin Economics一書，這本新作在她等身的著作中又增加了差不多三厘米的高度。中譯本書名翻譯為《理想的經濟學》 （下引此書只注頁碼） ，雖然不是直譯，但鑒于作者本意也是要呼吁回歸到一種能夠超越當下主流經濟學的新經濟學——人文經濟學，在她看來，這才是理想的經濟學，中譯本的書名反映了該書的旨趣，故可以接受。

在這本書中，麥克洛斯基十分直率而且尖銳地批評了建立在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等基礎之上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麥克洛斯基毫不忌諱人情世故，對一切使用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范式 （她將此稱為馬克斯-烏） 的經濟學家大加撻伐，從薩繆爾森、弗里德曼一直到盧卡斯、薩金特，或冷嘲熱諷或破口大罵，都沒有逃過她的攻擊。

可見，她對主流經濟學的痛恨。以我閱讀經濟思想史的經驗，上一個如此尖銳地批評所謂經濟科學的人，還是一百多年前的索爾斯坦·凡勃侖。凡勃侖在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的三年里，先后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為什么經濟學還不是一門進化科學？》《經濟學的先入之見》等四篇論文，向當時剛剛露出端倪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發起了攻擊，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

以今天的眼光看，凡勃侖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確實相當深刻，至今也未過時。凡勃侖之后，奈特也曾質疑過主流經濟學的哲學根基，其批評的態度并沒有凡勃侖堅決，所使用的語言更不如麥克洛斯基尖銳。

從凡勃侖到麥克洛斯基，時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其間各方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此起彼伏，不絕于耳。但這些批判就像是輕風拂過水面，只吹皺了湖面，泛起了幾絲漣漪，對于主流經濟學的變革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刺激。經濟學發展不僅沒有因此而改弦易轍；反而變本加厲，通過方法和工具箱的不斷升級換代，進一步鞏固了理性人最大化分析范式。

經濟學的強硬立場，自有其學術上的根據。究其原因，無非是業已形成了被認為是成熟科學的穩定范式，無論是其基礎、核心的假定，還是以此假定所做的邏輯建構，都嚴謹自洽，又經過數代人的打磨，變得千錘百煉，刀槍不入。按照拉卡托斯當年的說法，就是已經形成了強大的保護帶，來自其他學科的外圍攻擊，火力無法企及要害。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經濟學不僅絲毫沒有受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借用其他學科研究范式的影響，更談不上被其他學科改造，反而大舉入侵其他學科，肆意對其進行“殖民”。經濟學的理想就是解釋處于一切時空中的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

加里·貝克爾所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演講的標題——“觀察生活的經濟學方式”，其實際的企圖是構建“解釋世界的經濟學方式”。貝克爾曾經談及他的經濟學三階段說：“在第一階段人們認為經濟學僅限于物質資料的生產和消費結構 （即傳統市場學） ，僅此而已。到了第二階段，經濟理論的范圍擴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現象，即研究貨幣交換的關系。今天，經濟研究的領域已擴大到研究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

他自己是第三階段經濟學家的代表，畢生都在擴展經濟學分析的疆域，一直到死。貝克爾的這個階段說，毫不掩飾地宣示了經濟學的科學理想，那就是要成為一般社會科學的原理，它要提供書寫其他學科理論體系的語法規則。

最近幾十年里，執著于如此狂妄信念的一群極具學科優越感和科學主義使命感的經濟學“瘋子”，處心積慮地實施學術殖民行動。這些人無知無畏，把經濟學范式套用到人類一切行為的認識和解釋上，上窮碧落下黃泉，旨在把其他學科全部攬入經濟學版圖。那些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甚至主動接受殖民的學科和學者，加入了學術主流陣營，分享了科學的榮譽和資源，而反抗殖民、拒絕改造的學科則淪為科學世界的邊緣。

麥克洛斯基早年也曾是一位主流經濟學家，中年以后，她幾乎同時做出了兩件驚人之舉，改變了性別 （從男變女） ，改變了對主流經濟學的態度。從一九八五年出版《經濟學的修辭》開始，她對經濟學的批評一發不可收拾，可謂越戰越勇，也是越挫越勇。這位博聞強記、涉獵極廣 （交往的人、看過的書） 的“新女性”，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理論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史等領域已經出版了二十多部著作。一部《經濟學的修辭》奠定了她的學術地位以及此后的研究專長，晚年出版的《資產階級時代》三部曲更是讓她名聞天下。

《理想的經濟學》是她最新的一部專著。就像原著書名所寫的，她是要批判并超越經濟學中根深蒂固的三個傳統范式，即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新制度主義；作為這三個傳統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薩繆爾森、諾斯及其后繼者，成為麥克洛斯基批判火力集中的靶子。

麥克洛斯基對作為二十世紀主流經濟學教父的薩繆爾森，毫不掩飾她的憤怒和厭惡，在她看來，經濟學在二十世紀徹底走上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的道路，薩繆爾森是罪魁禍首；至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麥克洛斯基看來，只是薩繆爾森主義在制度研究領域中的一個變種，一個拷貝。其領袖道格拉斯·諾斯和威廉姆森，本質上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是薩繆爾森這位經濟學國王的家臣。因為其核心范式依然是依據理性經濟人和個人利益最大化來建構的，無非是把分析的對象從商品、服務擴展到了制度。總之，其方法論與主流經濟學毫無二致。麥氏的這個觀點，我認為是正確的。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與制度學派經濟學的根本差異也是在其學術的方法論基礎的迥異。制度學派經濟學與制度主義經濟學，雖然都有制度這個關鍵詞，但彼此的差別簡直是天壤云泥。都被稱作是制度經濟學家，可凡勃侖與諾斯不僅不是同路人，更大的可能性是學術上的死敵。

如果凡勃侖活到今天，那么，他一定會對諾斯的那一套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理由很明顯，雖然諾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變遷，但他們研究的制度，其實都是“偽”的，是新古典經濟學范式處理過的所謂的制度；他們筆下的歷史是“假”的歷史，也是按照經濟學觀念想當然地構建起來的歷史。

在這一點上，新制度經濟學總體上可以歸諸凡勃侖所批評的“分類學”，即便他們標榜自己研究歷史制度的變遷，似乎是關注了大尺度時間里的社會經濟演化，但其實完全不是真正的、應該有的那種演化科學。在《理想的經濟學》一書中，麥克洛斯基很少提到凡勃侖和奈特，但我以為，她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雖然態度很強硬，深度并未超越。

不過，麥克洛斯基不同于凡勃侖新古典經濟學批評者的一個獨特之處在于，她是一個優秀的經濟史學家，在近代世界經濟增長研究領域，造詣很深，因此，她的批評主要是從歷史事實的角度入手。她攻擊的火力自然集中于新制度主義的經濟史研究。

麥克洛斯基認為，主流經濟學最大的問題在于無法解釋一八〇〇年以后整個世界發生的財富大爆炸現象。這個現象持續時間之長、覆蓋范圍之廣、影響人類之深是史無前例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試圖從產權界定和保護的角度探尋這個現象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方面，諾斯、阿西莫古魯等人做了很多的工作，然而，麥氏對此持否定態度。她以自己的經濟史考證質疑了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的共識。

麥氏斷言，諾斯等人對近代世界經濟史的解釋，不僅牽強附會，還是循環論證，這樣的研究不僅沒有說服力，反而暴露了新古典經濟學范式自身的根本缺陷。阿西莫古魯在當今的國際經濟學界是聲望如日中天的大神級，他的眾多作品一出版，就引起轟動，比如他和羅賓遜所著的《國家為什么失敗？》。麥克洛斯基指出，阿西莫古魯二〇〇八年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增長與制度”條目，在每一個重要的細節上都犯了要命的歷史性錯誤，就連他的大主題也是完全錯誤的。

新制度經濟學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聲稱是產權制度的建立才導致了現代經濟增長的發生。而麥克洛斯基卻指出，事實上，類似的產權制度在很久以前的希臘羅馬時代以及印度、中國的其他文明體系中也是早就存在的，即便是在歐洲中世紀的社會經濟中，穩定且清晰的產權制度也是常態。在英國啟動現代經濟增長的大體同一時代，法國、荷蘭、德國、西班牙等國也已經建構了類似的產權制度。

但為何這些國家沒有能夠出現近代意義上的持續的經濟增長？麥克洛斯基對此的回答是：“增長之所以沒有發生，并不是因為缺乏產權，而是因為缺乏大規模創新，缺乏資產階級尊嚴與自由。” （150頁） 她援引了專業歷史學家的研究后指出，產權制度的建立對近代爆炸式的經濟增長的貢獻并沒有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所宣稱的那么大。

雖然新制度主義曾經在過去幾十年間受到諾斯、阿西莫古魯及一眾經濟學及政治學領域翹楚的推崇，但麥教授對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經濟史研究充滿了失望之情，她說：“無論是在科學發展還是在政策建議上，它都算不上是前進的方向。如果像諾斯和阿西莫古魯這樣聰明的大腦都能在科學上錯得如此厲害，那么我們真的有必要停下腳步，想想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了。” （前言）

麥氏認為，以一八〇〇年而不是一七七六年作為起始點，英國經濟在此后兩個世紀左右時間里，發生了人均實際收入增長三十倍，國家財富總規模擴張了三千倍的財富大爆炸現象。她對此的解釋是，只有英國普遍形成了可檢驗商業創新的文化，這個文化的核心是某種賦予商人階級的信念和行為以尊嚴的意識形態 （觀念的體系） 。

她認為，財富的快速增長，產權自然是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只有社會形成了更加自由、平等的精神環境 （文化環境、輿論環境） ，企業家精神才會被激活，創新才會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麥氏的這個觀點，是她的其他專著詳細展開過的，在這本新書中，她只是做了概述。

麥克洛斯基強烈主張，現代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并非穩定的產權制度或者“有為”政府，而是人的精神解放，由此生長起來的人的自由與尊嚴等觀念的鞏固，這導致了空前活躍的商業創新活動，特別是企業家精神的全面成長。這里最重要的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對商業創新的看法 （信仰、態度、觀點） 及其表達方式 （語言、修辭等） ，人們如何就這些看法進行溝通、勸說、傳播。所有這些可以融會在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十分熟悉、經常使用的概念——“意識形態”之中。

一言以蔽之，現代最成功的財富擴張之所以起始于英國，就是因為英國率先形成了某種能夠激活商業創新的意識形態，產權等制度建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產物。“亞當·斯密的‘平等、自由與正義的自由主義計劃’開始成為這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并激勵了許許多多的普通人。”“前所未有的尊嚴、自由以及讓大量普通人富起來的觀念，才是這個時代獨一無二的特征。” （115頁）

麥克洛斯基本人深入地探尋了近代史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形成演化的歷史，《資產階級時代》 （三部曲） 是她在這個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麥克洛斯基對觀念、修辭及其意識形態化對近代經濟世界形成的根本性影響的研究，在我看來就思想而言并非原創。

眾所周知，馬克斯·韋伯早在一九〇五年就發表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出了原創性的觀點，此后圍繞韋伯作品形成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討論，參與的學者來自世界主要文化體系，取得的成果是十分豐富的。

此后，關于這個問題的更加嚴謹的觀念史研究以劍橋大學斯金納等為代表又持續了數十年。在這個傳統上，阿爾伯特·赫希曼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發表的名作《激情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勝利前的政治爭論》自然是經典中的經典。我相信，麥克洛斯基一定是讀過這本書的。只是不明白，為什么她的《理想的經濟學》全書沒有一處提及赫希曼。

無論是經濟學研究還是經濟史研究，不僅要關注經濟行動的主體做了什么，以及這樣做的實際后果，更要探尋人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對人類行動的心理的、精神的、動機的分析是理想的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人類行動的意向性以及具體過程背后，都有著根本性的價值觀的約束，就此而言，經濟學要履行作為一門科學的責任，就不可以只是就事論事地在現象形態的因果關系煞有介事地做文章。

經濟學必須關注現實的人，關注人的道德觀、信念、欲求等等。現實的人必然是具體的、多樣性的，也是歷史的，而不是抽象的、符號化的。因此理想的經濟學，就是“真實的人”的經濟學。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生老病死，就必須準確地、活態地把握生活于其中并與各種外部條件互動演化的各類人的意識和行動。

對經濟的人文主義解釋，或者更確切地說，從自由主義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角度去理解人類經濟行為，進而解釋經濟史或者宏觀經濟，這是麥克洛斯基所強烈主張的。她將這樣的新式經濟學稱為人文經濟學，并且相信這才是理想的經濟學。她熱切地呼吁經濟學應該回歸到人文主義傳統，呼吁在經濟學教育中，加強倫理學、經濟史、思想史等等課程的分量。

“好的經濟學家應該是會說話的經濟學家。應該重新將經濟思想史納入到研究生必修課。” （286頁） 她希望經濟系學生能夠形成應有的人文認知。她指出，如果經濟學要有“意義”的感知，那么它就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無視人文學科、拒絕從文學院吸取養分了，也就是說，理想的經濟學不僅不是那種對人文學科居高臨下、毫不關心的經濟學，恰好是要接受人文學科的檢視、滋養和改造的經濟學，一種蘊含了“價值”和“意義”的經濟學。

大部分經濟學家對人文思想的不屑一顧在科學或者哲學上都是站不住腳的。經濟科學呼喚意義，那么它需要的并不是博弈規則或者腦科學，它要沿著人文科學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麥克洛斯基對主流經濟學家半是呼吁半是警告：“經濟學者如若要配得上‘認真’二字，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科學態度。他們必須反思自己對于想象中物理學工作方式的粗陋模仿是否合宜，反思自庫恩以來的科學研究中所顯露出的傲慢的無知，反思對‘貨物崇拜’ （cargo-cult） 理論中虛假量化水平的過度吹噓，反思自己對人文學科的居高臨下，對倫理與道德的嗤之以鼻，對大部分人類知識及行為的不屑一顧，以及種種打著自由旗號的非自由活動。”

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以經濟分析方法的進步來作為衡量經濟學家貢獻大小的依據，因此，他內心把康替龍、杜爾哥等人的貢獻擺到亞當·斯密之上，這樣的做法在專業經濟學家中自然是很討巧的，但是超越學科視野，從經濟學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社會科學應有的功能這一視角看。

另外一面，即對推動人類經濟行為的情感力量、道德力量和社會歷史文化結構的把握與內在的理解，更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作為一切人類現象集中體現的語言問題，尤其值得重視，恰好在這個問題上，經濟學家幾乎完全未予理會。這是造成經濟學家缺乏對經濟現象真正深刻理解力的重要原因。

在這個意義上麥克洛斯基中年以后的工作看似與經濟學的主干無關，其實是更加重要和真正有意義的。她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乍一聽很刺耳，但若我們懸置經濟學專業訓練所養成的成見和思維定勢，就會發現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經濟學的希望在于平衡科學理性、邏輯與情感、人文關懷之間的關系，脫離了真實人性和真實世界，純粹靠數學、數據建構起來的理論體系，再精致、再嚴謹，也不可能預測、解釋和解決實際產生的經濟問題；同樣，脫離了科學范式，只憑情懷和修辭來支撐的話語體系，也經不住理論與實際的檢驗，同樣是難以應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

經濟學應該是廣義人性科學的一個分支，是情理兼備的科學，它應該既合乎一切科學的形式要求，又具有情感性、情境性的實際內容，只有兩者的有效結合，方可擺脫其片面性，也才能在現實應用中避免出現或者無效或者災難的兩極后果。

當下經濟學最大的問題確實不是科學形式方面的不足或者落后，而是實際內容的貧乏，或者更加具體地說是缺乏人文的內涵。 經濟學家可以很好地刻畫標準的理性經濟人的行為及其后果，但卻難以理解多樣性、不確定和創新性的人類行為，其原因就是主流經濟學依然固守社會物理學范式，棄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代的人文主義傳統。

在這個意義上，麥克洛斯基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值得重視的。希望有更多的經濟學家靜下心來傾聽這種批評意見。任何一門真正的科學都是而且必然是在認真地對待嚴肅批評中不斷進步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歷程也證明了麥克洛斯基的經濟史研究是站得住腳的，因為我們是先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激發的思想解放和觀念革命，才有隨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才有持續高速度的經濟增長。所以，無需理論演繹，只憑經驗就可以斷言：那個時代，沒有思想解放，根本不可能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而在新時代，沒有思想解放，改革形成的產權制度也不可能真正發揮積極的作用。

書籍：《理想的經濟學》，[美]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著，趙曉曦譯，中譯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本文首發于《讀書》2025年1期新刊，授權虎嗅轉載，更多文章，可訂閱購買《讀書》雜志或關注微信公眾號： 讀書雜志 （ID：dushu_magazine） ，作者：羅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