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覆蓋的范疇正在擴大，以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美團、拼多多、京東、快手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被稱為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快車”，但隨著環境的變化，大廠的范疇又不限于互聯網，房地產、手機通信、科技企業、快消等領域皆有“響亮”的“廠牌”。

大廠，似乎也正在跌落“神壇”。以往，他們是最炙手可熱的“就業池”，平臺大、薪酬高、人脈廣、發展空間大……這些標簽帶給入職的人一定身份“光環”，但光芒并不持久，實際狀態往往沒有最初那般理想化。有人在企業“降本增效”中被優化，有人在投身一段時間之后，決定逃離無限且無效的內卷狀態。

《IT時報》記者對話了數名從不同領域大廠離職的員工，在房貸、生存等多重壓力下，他們深呼了一口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決定重新布局自己的生活，然后尋覓心中的那片大海。

一、“除了Plan B，還得有Plan C”

8月26日晚20：11，李文彥 （化名） 到達深圳市某跳海酒館 （面向年輕人的精釀酒館） 的施工現場，這是他接下來的轉型路徑，所以尤為關心項目的進度。2023年，跳海酒館受到媒體關注，因顧客黏性高的特點，被消費者稱為“城市年輕人的庇護所”“互聯網人收容所”。或因如此，李文彥決定進軍這片“藍海”，他說：“找點小項目，試試看。”

李文彥是個80后，他的第一段職場經歷是海外留學時，在韓國的LG做管培生，后因一些客觀原因回國，創業失敗后入職了萬達。不過，工作時長沒有突破“三年之困”。

“當時事業部解散，我被迫調崗，因為不想去北京，所以選擇了離職。”李文彥告訴《IT時報》記者。此后，他又去了萬科總部的一個二級集團，職級是中層管理崗。和上一段經歷相似，公司自2022年開始釋放出優化員工的信號，產品研發、外包崗陸續有人被裁，直至優化之風吹到他所管轄的分支機構。

最后，“剩我自己了。”電話那頭的李文彥平淡地回憶那段經歷，但事實上，彼時的心情并不好受。“工作狀態很卷，可你根本不知道在卷什么，哪怕卷的事情有結果，可能也不會被認可。”他說，“尤其遇到一些業務轉折點或是要散的時候，如果沒有‘抱’到牢靠的大腿，基本上就會陷入一個非常難受的狀態。”2023年年初，李文彥離開了公司。

李文彥常提“試錯”一詞，后續的經歷與之也有直接聯系。

離開公司后的他，以底薪配股權的形式進入一家創業型公司，四個多月后，公司資金鏈斷裂，再度出局。此后，因為喜歡音樂，李文彥又入職一家智能樂器領域的公司，但好景不長，三個月后公司再度陷入“難產”。

和記者通話前，李文彥剛和一位老同事聊完。這位同事離開原公司后入職一家地方小地產公司，原本以為是“降維”工作，沒想到現在也倒閉了，甚至還拖欠了工資，“落差比較大”。

薪水直線下降 （大廠時期是小公司的2～3倍） 、公司體制流程相對不健全、專業性欠缺等等，都是大廠人入職小廠之后的不適應。但中年人又往往“壓力山大”，“孩子教育、供車、供房。”李文彥無奈地笑了笑。

這幾年，房地產整體不景氣，找工作不是件輕松的事情。“行業已是‘夕陽紅’，很少再有像以前那樣好的Offer；其次，腰部企業有一定顧慮，怕我們水土不服，不敢用；再次，是年齡門檻和關系屬性。”現在，自由職業已在李文彥的計劃當中，不怕“折騰”的他是微博第一批KOL，目前也在嘗試做抖音、小紅書等新媒體賬號。對他來說，喜歡音樂，已經倒閉的智能樂器公司成為過去式，但正在施工的跳海酒館是他的Plan C，已成為他的當下和未來。

二、“告別標簽帶來的優越感”

鄭博文 （化名） 是名95后，來自山西，畢業于北京大學。擇業期間，他順利“上岸”某省廳公務員，卻又放棄了該Offer，選擇了互聯網大廠。畢業幾年間，先后在騰訊和字節跳動就職。

在他的小紅書賬號內，有這樣一句話——“最好的學歷變現，還是按照自己喜歡的生活，過完這一生。”發帖時間是今年3月。此前的1月，鄭博文主動“逃離”了大廠。

“畢業后一直在工作，我想停下來，做自己的事感受一下。”鄭博文覺得大廠的“螺絲釘化”比較嚴重，覺得“沒意思”。

逃離大廠，鄭博文也嘗試入職創業公司，但很快就離開了。在他看來，大廠優厚的福利待遇容易給員工慣一些“壞毛病”，對于節衣縮食的小廠，往往有種天然的“俯視感”。

離職后，鄭博文依托互聯網平臺做了一些創業項目：第一類是視頻號帶貨方面的培訓產品，即教別人帶貨；第二個是教育培訓和留學輔導，比如輔導大學生、碩士、博士，輔導他們如何順利發刊。

“8個月過去了，還順利嗎？”面對記者的提問，鄭博文坦承，沒那么順利。帶貨培訓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是如何持續穩定地獲得流量。鄭博文和搭檔也曾模仿過一些爆款視頻，效果卻不理想，只能說賺了點小錢，所以沒能堅持下去，于是才有了第二類產品的誕生。

“收入不是特別多，甚至還沒有打工期間多。”正處于創業期的鄭博文，每天比在大廠時更加忙碌，但也更加迷茫：脫離原有平臺比較豐富的資源后，資源只有“自己”，同樣，沒有了大廠的光鮮身份，有些事情的完成變得不易，更不用說，自己欠缺的技能還有很多。

“要告別標簽帶來的優越感。”鄭博文直言，TOP 2的大學，TOP 3的互聯網大廠，讓他不自覺高估了自己的價值，以為是自己的能力決定了一切，但真正出來后卻發現，一個人獨立和市場進行交易的價值，要小很多。

魯莽、成長和視野，是鄭博文為自己過去這段經歷提煉出的三個關鍵詞。魯莽，在于他沒有意識到創業的難度很大，因此，這是一段痛苦的成長，但創業接觸的信息、環境、人以及觀念，卻也開拓了他的視野。

如今，鄭博文決定為自己的未來賭一把。先回到打工體系，保證自己的生存，同時利用業余時間做副業，沉淀資源和資產，最終目標還是自己創業，“任何事情都要從0開始搭建，但不賭就永遠沒機會翻身。”

三、“攢夠錢再考慮Gap”

張晗琳 （化名） 回復消息的時候，上海是清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則是深夜。2023年，過完25歲生日后，她踏上了荷蘭之旅。

和被大廠“優化”的情況不同，離開和Gap Year （職場間隔年） 在她的計劃之中，也在她的意料之外。

張晗琳曾是某Top快消企業的Marketing管培生，工作時長近兩年，在數百比一的競爭中，她順利“上岸”。公司對自己一手培養的管培生非常重視，會安排同時接觸很多項目，新品上市或者舉行大型活動時，更是經常加班到凌晨。

雖然管培生的晉升漲薪相對較快，可張晗琳依然在忙碌的工作中感受到喘不過氣來的“壓抑”。一次意外，她骨折了。“這是上天給我的一個信號，暗示我應該要休息一下，開始心靈‘康復’和新的探索。”張晗琳決心裸辭。

離職后，張晗琳先把自己想去的國家都轉了一圈，然后又惡補了一圈IT技能，比如Excel、SQL、UX設計，她甚至去學了烹飪，“比起單純地做飯，烹飪更像是一種心理療愈”。

到荷蘭之后，沒有朋友、語言陌生的張晗琳，很是顛沛流離了一段時間。如今，為了生存，她和朋友一起做餐飲落地的項目，“非常累，比上班累多了，要自己跑渠道、找客戶、印刷素材，以及各種網站設計，而且賺的錢也不多，剛夠在歐洲生活。”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本人比較理想主義者，希望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不是隨便找個工作上岸，否則仍然很痛苦。”如今的張晗琳，對工作十分“挑剔”，她甚至推掉了一家世界500強的Offer，只因感覺與自己的職業發展路徑不符。她并不建議年輕人隨意“Gap”，“實在累了就休息，但一定要有足夠的資金，確保生存無憂”。

四、“工作和生活終于平衡了”

水有水路，山有山路，沒有哪條路是最正確的路，也沒有哪種活法，可以直接用好壞來定義。

在和這些大廠離職員工的交流中，他們各有離職的原因，但在目標上都有一個相似歸宿——追求想要的生活。

1990年出生的黛溪如今定居廣州，終于過上了Work-Life Balance （工作與生活平衡） 的生活。從A大廠離職后，入職了廣州某外企，現在的她剛生完二胎，休產假的同時，在社交平臺做起了情緒療愈博主。

2013年，黛溪從英國某商學院畢業回國后入職聯合利華。彼時，線下商超深受互聯網電商沖擊，加上結婚等因素，工作兩年后，她跳槽至一家互聯網創業公司，工作了三年。

“那會兒的我，覺得是人生巔峰狀態，每天都能量滿滿。”憑著這股沖勁，黛溪又入職了A廠，月薪一度高達6萬元。“雖然是廣州地區的崗位，但因為工作原因要常去杭州”，那兩年，她的飛行記錄高達180次，幾乎每周都要來回飛一次，加上正處于疫情防控時期，她經常見不到1歲半的孩子。

當然，離開的最主要原因，是心太累了。“部門間的斗爭讓我很無力，我逐漸變得不再像自己，會和現在的老板‘對付’以前的老板，甚至關系還不錯的小伙伴。”強調“狼性”的大廠，往往有“賽馬機制”，同方向的項目可能會讓多個團隊一起研發，最后數據優秀者勝出，并獲得令人艷羨的獎金，但也正因如此，為了成為最后的勝者，各團隊之間明爭暗斗，不配合、搶功勞、相互踩踏、背后告狀等情況屢屢發生，尤其是“團隊的普通員工，更是各種背鍋”。

辭職后的黛溪，找工作并非一帆風順。她優先排除了互聯網大廠，而是關注新銳品牌。“和以前相比，薪資和崗位肯定會有落差，其實心里還是有點恐懼，不知道未來要怎么走，但想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還是陪伴家庭，所以也沒有考慮太久。”黛溪入職了一家外企，雖然薪資待遇與在A廠時相差甚遠，但她對目前的狀態感到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