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要從比較優勢出發，依據整體經濟特征和細分產業結構特點選擇創新與融資方式。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復旦金融評論（ID：FFReview） ， 選自《復旦金融評論》第13期，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編輯：潘琦、何世怡，頭圖來自：IC photo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其最優產業結構。不同行業、采用不同技術的企業在規模和風險上有不同的特點。由于各金融機構在提供金融服務方面各有優勢和不足，一個經濟體在其特定的發展水平上有一個適當的金融結構。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的積累，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的變化，與其相適應的金融結構也相應演變。在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課題下，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的金融改革具有怎樣的借鑒意義？

立足比較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是我們發展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要理解高質量發展，首先要了解經濟發展的本質。一般而言，發展就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生活質量不斷提升，勞動生產力水平的進步必不可少，這就需要技術創新和高附加值新興產業的不斷涌現。伴隨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電力、道路、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以及金融、法律制度安排等軟的制度安排需要同時得到完善。

因此，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產業乃至軟硬基礎設施結構不斷轉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實現高質量發展， 最重要的是確定每個時點的經濟體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

根據比較優勢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這樣生產成本會最低，企業有自生能力，如果政府能夠提供配套的、合適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比較優勢就會變成競爭優勢，經濟發展會好，政府有財力來解決地區、城鄉發展的協調，企業有能力采用綠色技術，經濟會開放，并且，會創造眾多的就業機會，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將得以實現。

要讓企業按照比較優勢自發選擇產業和技術，需要同時兼顧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在一個有效市場中，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能夠充分反映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并以此來引導企業按照比較優勢選擇技術和產業。同時，政府還要發揮有為的作用，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彌補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市場失靈，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動態過程能夠順利進行。

金融結構順應產業發展

實體經濟的特征有五個不同的維度。其一， 規模 。包括企業的大小和所需資金等。其二， 風險 。處于技術研發階段的企業會面臨較高的風險，而那些采用成熟技術的企業風險系數較低。況且于前者而言，新技術能否被市場所接受又是另一重不可忽視的風險。其三， 信息 。主要指公司的布局、資產狀況等硬信息和公司的經營狀況、企業家才能等軟信息。其四， 抵押品 。衡量公司有無優質的抵押資產。其五， 增長前景 。判斷公司所在行業是新興高速增長、市場擴張的還是相對傳統的。

綜合五個維度分析可以發現，如果企業的資金需求極大、風險極高，從現代金融安排的特性來看，選擇股票市場融資是合適的。如果企業的規模大但經營風險較小，可以通過公司債或者銀行貸款的渠道籌集資金。如果企業規模小、風險大但發展前景良好，那么可以考慮風險投資。反之，如果企業的規模小、產業的增長前景有限，缺乏優質抵押品，那么以上三種方式都不做考慮，或許企業可以在地區性的中小銀行得到融資。

新結構經濟學將中國實體經濟中的制造業分成五種類型。

其一，追趕型。 我國和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有一定差距。制造業企業，尤其是裝備制造領域的企業，其技術發展與創新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從外部引進并消化吸收，例如從國外購買設備或在國外設立研發中心。大型追趕型企業通常已有相當長的經營年限，積累了一定的資產，其創新所需的資金就可向大銀行借貸。如果已經上市，還可以通過股票市場。如果經營狀況良好、信息透明，公司債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相對的， 小型追趕型企業通常不具有大公司的以上優勢，可以另辟蹊徑，運用供應鏈金融、扶持配套產業來滿足需求。

其二，領先型。 在國內一些產品、技術位于國際最前沿的產業，例如家電和現代通訊行業等，此類企業的經營狀況通常較好，主要依靠自有資金做研發，自主進行基礎科研和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政府要對基礎科研提供資金援助和大力支持。尤其是對于一些共用技術，通過打造“企業+政府”的共生研發平臺，刺激基礎科研的突破，增強企業自行研發新技術、設計新產品的創新驅動力。這些企業如果有擴大生產等需求， 可以利用股票市場、大銀行或者公司債來募集資金。

其三，轉進型。 一些在過去有比較優勢，但現在逐漸喪失優勢的產業就屬于此列。比如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業，其中一部分突破重圍，走向了品牌、產品研發設計或是市場渠道管理的高附加值產業階段；而另一部分企業則始終在微笑曲線底端 （產業鏈低端） 徘徊。失去比較優勢、位于產業鏈低端的轉進型產業有些可以靠自動化來降低成本，不過對于它們最重要的辦法是將工廠轉移到工資水平低的東南亞、非洲等國家去創造第二春。這類產業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一般為 銀行 。

其四，換道超車型。 主要指互聯網、移動通信等新經濟業態。它們的產品、技術研發周期通常較短，一般在12—18個月左右，研發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我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資本積累相比于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起后兩三百年的資本積累相對不足，因此在金融或者物質資本人均量上我們比不上發達國家。

但在人力資本領域，我國卻是不遑多讓， 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取決于兩方面，一個是先天的聰明才智，一個是后天的學習。后者與教育有關，我國的教育水平不輸發達國家。前者服從正態分配，在任何國家的人口中比例都是相差無幾的，但作為人口大國，我國人才的數量其他國家無可比擬。因此從人力資本角度看來，我國在短研發周期的換道超車產業不僅沒有劣勢，甚至還有不小的優勢。

而且，除了人力資本之外，我國還有 兩大優勢。第一個是國內大市場。 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新技術、新產品研發出來立刻能夠進入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第二個是完備的產業配套設施。 可以催化從創新觀點到實物成品的落地過程。由于人力資本的優越性，總體而言，我國換道超車型產業的發展是占據先機的。換道超車產業所需的金融支持包括早期研發階段的 天使資本、風險資本 ，以及在技術、產品成熟后的 資本市場的融資 以擴大規模。

其五，戰略型。 此類產業與國防安全、經濟安全掛鉤，研發周期極長，資本投入也特別大，比較優勢匱乏。從理論上講，從國外引進是成本最低的發展路線。但可想而知，這很可能會對國家安全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只能依靠自主研發， 用大量的財政投入來支持其發展。

與制造業不同，農業的發展極大地受到天候、土壤條件的影響，所以農業技術創新很難從國外引進；即使引進也要反復試驗，判斷能否適應當地的土壤天候條件。出于這種限制，我國的農業技術絕大多數都是自主研發的。而且，即使首個采用新技術的企業可以獲利，但技術一旦普及就會發展成為“谷賤傷農”的情形。因此，農業技術的研發通常需要相當規模的政府投入來支撐。現代化大農業的資金渠道有銀行、股市 （針對上市企業） 等。然而對于小農來說合適的融資機構是 地區性的中小銀行 。

同樣的，傳統的服務業的規模經濟小，服務范圍也有限，其技術創新一般是指現有和新生技術在新服務場景的應用。隨著互聯網大數據的誕生，諸如美團、拼多多、滴滴等新型現代服務業務平臺也隨之出現，這種創新主要是業態的創新、服務平臺的創新。此類新業態服務業在創業初期可以尋求風險資本的幫助。在有了一定的經營成果后，可以在股票市場上市。不過對于大多數傳統中小型服務業，最優解還是地區性中小銀行。

銀行改革迫在眉睫

如今的互聯網生態利用大數據優勢，能夠滿足一部分有在線交易數據、信息可查的中小型制造業、服務業的金融需求。但是依然有相當大一部分的中小企業，由于缺少網絡交易痕跡，即使在現有技術條件下也很難滿足它們的金融需求。

未來的金融改革應該如何真正服務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呢？我國當下的實體經濟構成仍以小型企業、農戶為主，約50%的政府稅收來自于微型和中小型企業，約60%的GDP收入來自于農戶和微、小、中型企業。同時，80%以上的就業機會也是由這些企業創造的。

而我國現有的金融制度安排可以說在可知、可行的范圍內是應有盡有了。股市、風投、銀行系統和公司債等構成了多彩斑斕的金融系統。 這個系統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核心，在地區性中小銀行的數量分布上卻是嚴重不足的。

究其原因，這種安排其實是雙軌制改革所遺留的歷史產物。改革開放初期約80%的實體經濟都是國有企業，其中又以大型國企為主，它們大多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依靠著政府補貼保駕護航。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設立了以大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成立了工農中建四大銀行，通過壓低資金價格來滿足大型國企的需要。到了20世紀90年代，國家逐漸開放股票市場，主要目的仍舊是為大型國企排憂解難、提供資金。至此，我國就逐步確立了以大銀行和大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

雖然此后有過幾番改革，但都未撼動這個根本格局。這種框架已經無法適應我國日新月異的經濟狀況。在這種框架下，有些企業很容易從金融市場上獲取廉價資金，從而得到政府的支持與補貼，這種因果鏈條很容易滋生腐敗，而且，資金擁有者 （銀行的存款者、股市的投資者） 就無法得到合理的回報，這也會帶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另外，如前所述， 如今農戶和微型、中小型企業雖然為國家稅收、就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卻難以在當下的金融體系中獲取匹配的金融服務， 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

因此，金融改革一方面可以從完善現有制度入手，強化監管也好，優化運行也好，都可以進一步提升其運作效率與水平。另一方面，想要深入改革，要重點著眼于銀行。現有銀行系統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是資金價格。 對于戰略型的產業的補貼，要更多運用財政而不是銀行的低價貸款。改革就是要使銀行貸款價格回歸一般市場水平。

第二個是利率。 我國的銀行存款利率長期被政府壓低，可能有全世界最大的存貸款利息差。一般西方發達國家的存貸款利息差最多是一個百分點，但在我國可以達到三個百分點甚至更高。貸款利率實現市場化了，但存款利率卻沒有，二者不對等、不平衡，如此一來就會出現銀行業或者是利潤最高的幾家大銀行占據全部國企半數以上利潤的局面。所以下一步，我們應該放開存款利率的限制，讓資金所有者得到應有的回報。

除此之外，還要彌補小銀行的短板。即使把那些由農信社轉化而來的鄉村銀行都算在內，全國的小銀行總數也不過在3000家左右。美國今天有6000多家地區性的小銀行。而我國有金融服務需求的農戶以及微型、中小型企業卻遠遠超過美國。彌補小銀行短板迫在眉睫。這首先要求監管跟上。目前我們是按照針對大銀行的《巴塞爾協定III》來進行監管， 中小銀行的發展需要全新的監管規則、機構與流程的創新。 這與股市從審批制走向注冊制是如出一轍的。

總的來講，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并非缺乏某種特定的金融安排，而是現有的結構未能適應實體經濟的結構。雙軌制改革的歷史遺產必須經過層層篩選與翻新，才能契合當代的高質量經濟發展的需要。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復旦金融評論（ID：FFReview）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編輯：潘琦、何世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