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師師： 大家好，歡迎來到《仲夏六日談》的圓桌討論。今天我們的話題，想必大家并不陌生，那就是“信息重生：從繭房到蜂房”。我是今天的嘉賓主持方師師，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正如剛才所提到的，“信息繭房”這個概念，或許如今大家已耳熟能詳，但其實從它被提出至今，還不到二十年。

對于如今這個互聯網、算法、大數據以及智能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而言，二十年或許已經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元老級”的話題了。但正是這樣一個似乎屬于互聯網“古典時期”的議題，卻恰恰能幫助我們串聯起當下對于諸多新現象的觀察與思考。因此，今天我們也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三位重量級嘉賓，和我們一同探討這個兼具互聯網技術發展的歷史視角與現實社會現象深度洞察力的話題。

接下來我們的圓桌討論就正式開始。首先，我要行使一下作為嘉賓主持的一個小小“特權”——我今天其實帶來了一本書——名字叫《數字化生存》，其實這本書我第一次讀的時候，還是在高中時期。它看起來有點像一本媒介考古的經典著作。恰恰是在這本書中，它所提出的問題與我們今天討論的“信息繭房”密切相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請到胡泳老師，他正是這本書的譯者之一。而這本書對于后續互聯網研究的發展，乃至我們對整個互聯網問題的認知，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啟蒙作用。

那么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請教胡泳老師。在這本書中，尼葛洛龐帝提出了一個“我的日報”的概念。

胡泳： 對。

方師師： 是的，而且在書中他對“我的日報”這個概念，其實是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和希望的。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時他在1995年寫這本書時，桑斯坦尚未提出“信息繭房”這一概念。所以“我的日報”這樣一個高度個性化、由個人主導的信息接觸方式，會不會從某種角度來說，與后來桑斯坦所提出的“信息繭房”之間，其實存在一定的關聯？

胡泳：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具有媒介考古的意味。實際上，信息繭房這一概念的最初雛形，確實可以追溯到“我的日報”。桑斯坦——也就是正式提出“信息繭房”概念的學者——他本人也承認，“我的日報”實際上對后來“信息繭房”做出了一種預設性的概括。

尼葛洛龐帝當年提出這個構想時，是以一種非常贊許的語氣來表達的。他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比如，如果一個人喜歡足球，那就每天給他送一份“全是足球內容”的報紙，他的信息需求就被充分滿足了。以此類推，對于不同興趣的受眾來說，他們都可以定制一份屬于自己的“我的日報”。因此他認為，這是信息傳播未來應當發展的方向，即我們獲取信息的方式應該變得更加個性化、定制化。

但后來發現，當這種個性化定制真正被實現之后，隨之而來的其實是很多未曾預料的后果。我記得這個邏輯在書中講得很清楚：隨著個性化的發展，受眾群體會日益分化，而這種分化最終的極端形態就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受眾。

也就是說，信息傳播的碎片化最終會走向極致，每一個個體都成為一個“獨立的信息島”。其實我們今天也能看到類似的趨勢，不僅有“我的日報”，還有“我的頻道”、“我的游戲”、“我的影視劇”等等。從這些演化可以看出，當年尼葛洛龐帝提出“我的日報”時，可能并未預見到推薦算法的興起。而算法推薦系統恰恰為這一構想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幫助把原本的技術構想變成了現實。

方師師： 對，其實這點還挺有意思的。尼葛洛龐帝是在1995年寫的這本書，而大約二十年后的2015年，我對這個時間點記得特別清楚——因為我那年剛博士后出站。并且，正準備研究這樣一個問題：在數字時代，平臺型互聯網公司開始進入傳統媒體領域的時候，是否動了媒體的“蛋糕”？這是否會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和變化？所以我覺得這個“二十年”的時間跨度本身也很有意義。

在《數字化生存》中提到“我的日報”時，尼葛洛龐帝的基調是樂觀的，但其實他也提到了風險：他說如果做得好，它將成為偉大的媒體；但如果做不好，也可能“慘不忍睹”。所以他其實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來審視這個構想的。

那么接下來我想請問楊老師和黃老師，作為資深的媒體人，您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有沒有對“信息繭房”這個現象有過一些切身的感受？因為聽起來似乎大家都曾經體驗過或見識過信息繭房的存在，但有時我們也會疑惑：我所感知到的信息繭房，是真實存在的嗎？還是說，它其實是某種被他人建構出來的？

楊健： 是的，我認為信息繭房這個現象，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但我覺得可以將其細分為不同類型：有“高級”的繭房，也有“低級”的繭房；有能把人真正“困”住的，也有雖然存在但“關不住人”的繭房。為什么這么說呢？我有時候會跟家里的老人作比較，他們很容易被困在由外部設置好的信息繭房中。而我呢，可能因為比他們年輕一些、知識面廣一些、接觸的內容更新一些，相對來說更不容易被困住。

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繭房的形成，其實是受眾主動選擇的結果。比如說，他自己喜歡某種內容，就像正要睡覺的時候，有人遞上一個枕頭，正合他意，是一種典型的自我選擇。但也有一些繭房，是我們一眼就能識破的“低級套路”。

所以我一直在想， 真正“厲害”的繭房，其實是那種你感知不到它存在的繭房。只有當你無法察覺它的影響時，它才真正“發揮作用”。 如果你能識破它的手法，那就沒有太大問題。有時我們去騰訊的展廳，會看到這樣一個例子：在一個電信詐騙的微信群里，有100個成員，99個是機器人，只有一個是真實的受害者。如果這種信息環境真的存在，它所營造出的繭房效應，對人的影響必然是極其深遠的。

方師師： 對，楊老師認為信息繭房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黃老師，您怎么看？您是否同意楊老師的觀點？

黃晨霞： 其實我也認同楊老師的看法。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首先要明確我們所說的“信息繭房”具體指的是什么。如果我們將“信息繭房”理解為，由于信息被部分過濾，導致一個人在信息獲取上陷入單一維度，從而對世界的認知變得越來越狹窄，那確實，這樣的一種“繭房”是值得警惕的。

事實上，從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來看，自古以來我們對信息的獲取就從未真正做到過全面。換言之，我們從來都無法完全認知整個世界。在今天信息化時代，“信息繭房”之所以成為熱議話題，并不是因為信息的多樣性變得更差，而是因為我們擁有了一些新的技術能力。

這些技術能力使得信息可以“投其所好”，在某一單一維度上形成過度強化，從而忽略了其他維度的信息獲取。當這種單一維度的建構被技術持續強化時，它實際上在不斷增強“繭房”的封閉性。這讓我想起媒介理論“媒介即信息”中一個經典的觀點：媒介是人的延伸。

但我認為還需要進一步判斷，技術迭代在某些時候不僅是延伸，它甚至可能改變我們的感官體驗，乃至感官功能中的變化。我個人非常認同這一觀點。也就是說，現在的一些技術，尤其是在進行個性化推送時，可能會影響我們大腦的功能運作，削弱我們獲取多元信息、開展深度思考的能力。因此，“信息繭房”可能就是這樣產生的。

否則的話，在過去我們閱讀報紙或者觀看電視節目時，其實也是在接受某種形式的“信息過濾”。但那時候我們仍然會通過與他人的交流，比如與像胡老師、楊老師這樣的朋友交流，從而獲取新的信息和不同的視角。但現在，我覺得有兩個因素導致情況發生了變化：第一，大家普遍進入了“數字化生存”狀態，“附近性”正在逐漸消失。就像社會學中所討論的那樣。第二，由于技術能持續“投你所好”，人們會不斷沉溺于某種信息偏好之中，花在這種偏好內容上的時間越來越多，自然而然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攝取更多元的信息。

黃晨霞： 所以我認為，正是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才讓人們感覺如今的信息繭房似乎比報紙時代、電視時代更加嚴重。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從信息供給的角度來看，如今線上或者我們所說的“世界供給”的信息量，毫無疑問它的量級是遠遠大于以往任何時期的。

方師師： 是的，黃老師剛才的這一番闡述讓我深受啟發。我聽到兩個關鍵詞特別重要，其中之一就是“集中的程度”。在傳統媒體時代，或是在廣播電視時代，其實我們也存在“議程設置”，也會面對一定的信息偏好和傾向。這些現象在當時其實也普遍存在。但到了互聯網時代，特別是和智能技術結合之后，這種“定向強化”的趨勢變得更加集中。

隨著技術本身的強大能力，它能以極高的效率將這種定向進行推送，從而使信息繭房的形成速度越來越快。也許在過去，一個人要花一輩子的時間讀報、思考、之后形成觀點；而如今，在互聯網上，我們只需與AI簡單對話一次，可能當天就對某件事產生了觀點。隨后我們再發現，很多人都和我持相同觀點，那么一個所謂的“信息繭房”，甚至是一種“認知繭房”，可能就已經悄然成型了。

其實在我們前期關于“信息繭房”的討論中，還有幾個密切相關的概念，往往會被一起提及，形成一個概念群。比如“信息繭房”與“回音室”這兩個概念，就是桑斯坦在同一本書中幾乎同時提出的。他有時會將二者混用，有時也會加以區分，雖然它們在某種意義上是相近的，但在語義細節上還是有所不同。

另外，在2010年，美國社會學者伊萊·帕里澤提出了“過濾泡” （Filter Bubble） 這個概念。他在2010或2011年寫就的同名著作，當時我在翻譯這本書時就覺得非常有意思。書中提到，在像Facebook、Twitter這樣的社交平臺上，用戶信息的呈現會經過技術的過濾或篩選，進而形成一種“泡泡”狀態，使用戶沉浸在一個既舒適又自我認同的環境中。這種狀態其實也呼應了我們對“信息接觸窄化”的擔憂。

因為多數人往往傾向于待在一個觀點一致、認知一致的“舒適區”，不斷強化自我的認知，從而逐漸失去與異見的對話空間。不過，最近還有另一本書引起了大家的關注，提出了“社交媒體棱鏡”這一說法。

我們之前講的是“繭房”、“回音室”、“過濾泡”，這些都是封閉、包圍的隱喻。而“棱鏡”則提供了一種更具開放性但也更復雜的理解框架。格瑞斯·貝爾在書中提出，假如信息繭房是定向強化對某類認知的偏好，那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反向操作來打破它？比如說，有意識地向用戶呈現與其觀點相左的內容，是否就可以促使他意識到自身觀點的局限，進而轉向其他可能性？但這本書通過大數據和計算實驗指出：長期接觸與自己觀點相異的信息，并不一定會帶來我們所設想的“認知拓展”效果。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情況確實如此，我們是否還能通過這種“觀點沖擊”的方式來“戳破”信息繭房？胡老師，您怎么看？

胡泳：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回到“我的日報”的“我的”這個定語上。它其實反映的是一個個體層面的問題，更準確地說，是關于“自我”的問題。你剛才提到的一系列比喻都非常有意思，它們確實是“隱喻”。而隱喻的最大優點，是幫助我們理解一個抽象現象；但缺點也很明顯——有時隱喻本身可能反過來限制了我們的認知，讓我們誤以為對問題已有了全面理解。不過考慮到這些隱喻已經廣泛傳播，我們姑且仍可以使用它們。例如“回音室”這個說法，也有人稱為“回音壁”。我自己也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回聲室效應”。

從“我的日報”到“回音室”，其實是一個從個體到群體的轉變過程。如果我們繼續沿用尼葛洛龐帝的說法，也可以將其稱作《我們的日報》。只不過，這里的“我們”是一個特定的群體，不是“everybody”，而是一個小圈層的“同溫層”，或者說是“我們”對“他們”的一種區隔。但這個現象背后， 我認為歸根結底仍然是一個“自我”的問題。 表面上看，似乎是你與持相同觀點的人聚在一起，處在一個心理上的舒適區。

回聲室效應講的正是這種情形：你表達觀點時回聲巨大、響應熱烈，使你誤以為得到了廣泛支持。但事實上，只不過是因為這個空間里的人，原本就是“自己人”。你以為自己的聲音被廣泛聽見，其實只是被圈層內部反復放大。這一現象的根源，我認為與人類認知世界的固有傾向有關，也可以說是人的本性。

心理學研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認知偏誤 （Cognitive Bias） ”。比如丹尼爾·卡尼曼就專門研究這一主題，在他的研究中，“認知偏誤”往往表現為：人們傾向于選擇性地尋找那些支持自身立場的論點與意見，而對其他信息則視而不見。

盡管其他信息客觀存在，但個體會選擇性忽略它們。正如你剛才提到“棱鏡”這一隱喻一樣，即便表面上我們向他提供多元信息，他也可能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剩下的內容要么忽略不看，要么產生反向強化效應 （Backfire Effect） ——你越提供相反的觀點，他反而越堅信自己的立場是對的。

所以最終的問題，還是回到了人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與他人交往的本質層面。我認為，這背后是我們很難打破的一種心理偏誤。因此，當你試圖與這種機制進行對抗時，本質上就是在與“人的自我”進行搏斗。

方師師： 對，胡老師剛才提到的，讓我想到心理學中還有一個類似的概念——“證實性偏差”。它描述的是人們傾向于尋找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信息，并努力證明自己的偏見是合理、正當的。

胡泳： 是的，它也被稱為“確認偏誤”。個體往往有強烈的動機去“確認”自己原有的看法是對的。

方師師：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即便我們向其提供多元化或相反的意見，也未必能帶來預期中的矯正效果，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強化其原有立場。而且，胡老師剛剛提到的一點也非常重要：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大多是通過隱喻來進行描述。隱喻揭示了現象的一部分真相，但也可能遮蔽了另一部分現實。所以回到我們最初的討論——我們常常將焦點放在技術、算法、平臺如何“造繭”或“織網”上，但其實用戶自身在這一過程中，也可能是繭房的共建者。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用戶在其中同樣扮演著主動制造的角色？

黃晨霞： 我也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回到剛才您提到“棱鏡”的問題，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這個思考其實與我目前在騰訊新聞的實際工作密切相關。您剛才提到“棱鏡”這個概念時，我在想：這個實驗持續了多久？為什么我會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在算法驅動的內容分發時代，很多內容產品本身就需要做大量實驗。

但我發現其中有一類實驗，其結果往往是負向的，那就是所謂“算法推薦的探索性實驗”。我們通常認為，算法是“減法”邏輯，它追求點擊效率的最大化。于是我們就會跟算法團隊說：“我們希望探索多樣性。不要因為某個用戶，比如胡泳老師點了很多新聞傳媒類內容，或楊老師關注了很多時政類內容，就認定他們只喜歡這些。

你要有意識地提供多樣性。每次進行這種探索性實驗，往往結果都是負面的，也就是說點擊效率會顯著下降。然而我認為，這種實驗本身可能就存在問題。我們現在所做的實驗往往無法長期進行。即便所謂的“長期”可能也不過是幾個月，而人的行為變化與短期的點擊行為之間，其實并不是一對一對稱關系。因此， 我們不能用短期實驗的結果就斷定：人不會因為推薦的多樣化內容而在長期行為中發生變化。

在我們的業務實踐中也有類似的觀察：點擊率的高低與用戶最終的長期行為流程之間，其實并沒有絕對的因果關系。說到底，這里面的很多東西已經有點像“玄學”了。有時候我們甚至需要“信仰”一種假設： 如果我們能持續向用戶提供多元觀點，這個社會或許會變得更好一些。因為即使用戶一開始不喜歡這些內容，長久來看，他終有一天可能會嘗試點擊、接納、甚至認同。 如果我們從未向他推送這些“他不喜歡”的內容，他就永遠沉浸在自嗨的“自我解放”狀態之中。

所以，這其實就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種平衡難題：在追求“效率”與更長期的社會福祉之間，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坦白說，從業務層面來看，這也很難，這種短期目標與中長期價值之間的博弈，是一個持續且痛苦的拉鋸過程。

方師師： 剛才黃老師分享的來自業務端的實踐經驗，其實非常有價值。因為對于我們用戶端而言，通常只能感知到平臺向我們推送的內容，也只能從外部來觀察這一問題，而您則可以看到平臺后臺的數據與機制，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或許會擁有更加深入的見解。所以，我想請問，您是否認為，如果將“信息繭房”視作一個由技術與用戶共同編織、共同建構的“注意力機制”，那么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是否可以跳出以往僅僅依賴隱喻來理解它的方式？換句話說，是否可以借助一些實證研究，或者借由數據與經驗性的研究路徑，來對這一問題提供更清晰的解釋？

黃晨霞： 是的，您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我當時還沒來得及回答。我的確認為，無論是現在的“信息繭房”還是其他類似效應，它們實際上都是人在使用技術的過程中，技術與人的互動共同作用下所產生的一種機制或效應。舉個例子，從我們日常的數據觀察來看，目前幾乎所有的互聯網產品，甚至包括人工智能產品，都提供了相當多的功能。

理論上，個體完全可以借助這些功能，去實現更復雜、更多元的目標。也就是說，如果使用得當，這些功能反而能夠幫助個體真正突破信息繭房，甚至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容易獲取更豐富、更有效的信息。但前提是：用戶需要被告知、被引導，并逐漸學會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現實卻是，很多時候我們在后臺看到的數據呈現出另一種狀態——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所有主流的互聯網產品幾乎都具備“訂閱”功能。所謂訂閱功能，就是用戶可以自主選擇關注哪些創作者或信息源。如今的信息供給不僅是爆炸性的，甚至可以說已接近“過載”或“崩潰”的狀態。如果用戶不主動做出選擇，比如說沒有主動訂閱方老師、胡老師或楊老師的內容，那他極有可能會被大量相對低質甚至是垃圾的信息所淹沒。

然而根據我們后臺數據顯示，真正主動使用訂閱功能的用戶，在整體用戶中的占比仍然非常低。這就意味著：用戶主動使用產品功能、主動選擇信息源、從而站在信息洪流之上的能力或意愿，其實并不強。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很多人更傾向于處于一種被動的接收狀態。 如果他們所處的環境本身是愉悅、舒適的，那么他們就容易沉溺于被動接受內容、被動享受推送。只要平臺“投其所好”，用戶便可能在一兩個小時內不知不覺地沉浸其中，并且樂在其中。

所以在這種整體變化的背景下，我們前期也在反思一個問題：是否應當在更多維度上，比如說來自高校或其他社會機構的力量，去幫助不同人群——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已經工作的人——意識到技術的“雙刃劍”屬性，并引導他們善用技術。

也就是說，如何使用技術才能真正受益，而不是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被技術所“剝削”。我個人認為，在很多時候，如果人沒有意識到技術背后隱藏的邏輯或弊端，是很容易受到技術“壓制性”影響的。所以，這個提醒是必要的。

方師師： 我覺得今天這個討論機會非常難得，尤其是我們剛才圍繞“信息繭房”、以及與之相關的“回音室效應”、“過濾泡”等概念所展開的回顧與交流，確實讓我產生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思考。那就是：信息繭房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在互聯網媒體興起之前，甚至在智能媒體尚未誕生之時，信息繭房這種信息接觸的窄化現象就已經存在了。至于它是否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是否確實存在？其實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有很多，也得出了彼此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

但有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是：每當我們談起“信息繭房”，或在試圖理解這一概念時，它總是以一種迷思的形式出現。每次我們仿佛都陷入了一個封閉的邏輯圈，反復地去分辨、去剖析、去辯證，但最終卻總有一種無力感。我們像是在與一個影子纏斗，但始終無法真正將其捕捉。因此我想請問楊老師，您怎么看？為什么我們總是如此執著于“信息繭房”這個議題？它背后是否隱藏著我們更深層次的焦慮或擔憂？

楊健：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本確實與技術發展密切相關。特別是人工智能迅速發展之后，大家的焦慮感也隨之上升。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去思考：“我是不是被算法算計了？”、“我是否被平臺控制了？”正如晨霞剛才所說，“我會不會被平臺剝削？”，甚至是“我是不是被某種機制歧視了？”我覺得這正是人們高度關注信息繭房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我認為尤其是一些知識精英群體，更容易對信息繭房保持高度敏感。他們會將其視為對人類認知誤區或盲區的一種自覺回應。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對認知局限的主動警惕。當然，這類人是少數。

大多數人可能對信息繭房是無意識的，或者說是沒有感知能力的。但總有一些像黃老師、您這樣的思考者，他們會主動反思自己的認知結構，提醒自己是否存在認知缺失，并在這種警覺中“三省吾身”，試圖找到潛在風險。所以我認為，正是這種認知上的“自我清醒”，促使一部分人持續關注、深入探討“信息繭房”的議題。

方師師： 胡老師，您來自學術界。那在我們日常的科學研究或教學過程中，您觀察到教師或學生對于這個議題是如何看待的？

胡泳： 這個問題得看你是從什么角度來討論的。如果是從學術界的角度來看，它的視角可能就和大眾媒體或官方語境中所使用的相同術語中的含義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即便我們用的是同一個詞匯。以“信息繭房”為例，它的問題在于：第一，它本身就是一個隱喻。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隱喻的特點就是既揭示一部分內容，也遮蔽另一部分內容。第二，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在學術研究中，“信息繭房”更應被視為一個假說——它是需要進一步驗證的。

也就是說，盡管我們觀察到了一定的現象，但你不能僅憑直覺或描述就斷言其必然存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邏輯是：必須通過嚴謹的研究設計、實證方法或實驗路徑，來證實這一假說是否成立。所以，從學術界的角度看，對“信息繭房”的探討，更強調的是如何建立證據、如何進行驗證，而不僅僅是現象的描述或情緒的表達。

“信息繭房”這個詞最大的一個問題在于，它常常被誤認為是一個已經確立的理論。大家普遍認為它是一個百分百成立的事實，實際上這是將“假說”當作了“理論”。作為新聞傳播領域的研究者，我們對此有一定的關注。前幾年，北京師范大學的丁漢卿曾寫過一篇論文，專門探討“信息繭房”中的兩種偏倚。

第一種是“算法偏倚”。某種程度上講，我認為這一觀點是有說服力的，也就是認為信息繭房的形成源于算法推薦的機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算法提供了一種技術抓手，使得“我的日報”的構想得以實現。因此，大量研究集中在算法推薦如何造成信息繭房上，從這一角度出發，我覺得這些研究是有道理的。

另一種則是“理論偏倚”，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誤區。例如，“信息繭房”這個概念雖然是由桑斯坦提出的，但如果去檢索西方的學術研究文獻，會發現真正使用這一術語的學者并不多。

方師師： 對，是的。

胡泳： 然而，在中國學術界，這個詞卻被大量使用。丁漢卿統計顯示，通過知網檢索，已有超過500篇論文提及“信息繭房”。但其中，真正對“信息繭房”是否存在進行驗證的，僅有四五十篇。其余的大多數論文，都將信息繭房視為既定事實，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推演和分析。

方師師： 也就是說，把它當作一個既定前提，直接套用進論述中。

胡泳： 是的。這是學術界的狀況。而在社會層面，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從監管層面來看，也存在類似的趨勢。大家天然地認為，只要有社交媒體、有互聯網交易，信息繭房就一定存在。如今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們甚至更加認為它會被進一步強化。但很少有人去質疑這一結論所基于的前提條件。

這其中，既有學術概念的誤用，也有各類社會主體基于自身立場與目的，對該議題的策略性使用。我們必須意識到，不同主體在討論“信息繭房”時，其背后所依托的邏輯、價值觀和目標是不同的。而普通用戶可能并不了解這些復雜的背景因素，因此很容易接受某種被簡化甚至被誤導的觀點。

從這個角度看，“信息繭房”在中國語境下的流行，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種基于中國土壤的“誤讀”。

方師師： 我非常認同胡老師剛才的觀點。我們此前也嘗試做過一些小規模的研究，在檢索國外相關文獻時發現，他們更常使用的是“選擇性接觸”這個術語。

胡泳： 對，這是一個經典的學術概念。

方師師： 確實，他們很少直接使用“信息繭房”或“回音壁”這這種現成的概念。他們更傾向于采用那些更加學術化、可測量、可驗證的表述。

胡泳： 而且“繭房”這個詞，本身就內含價值判斷。

方師師： 是的，作為隱喻，它自帶一種“此現象確實存在”的假定預設。大家一旦接受這個隱喻，就很容易跳過對其存在性的基本質疑，直接進入到對其后續影響的探討。但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這個現象是否真的存在？我們是否在一個共識層面上討論同一個前提？這是一個必須首先厘清的問題。

這方面我也深有感觸。因為我也查閱過不少相關論文。黃老師，我記得您曾提出一個非常有力的觀點：如果我們想要“戳破”或“治理”信息繭房，僅靠技術手段是永遠無法完成的。這個判斷在當時我印象非常深刻，現在您是否仍堅持這一看法？

黃晨霞： 我當時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談及推薦算法時，我的觀點是，大家往往誤以為我們目前所處的“推薦算法時代”中出現的問題，僅通過算法優化就能夠解決。但事實上，當我們深入研究推薦算法時，就會發現它的邊界——哪些事情它可以完成，哪些則無法實現。而當我們希望算法承擔超出其能力范圍的目標時，再怎么優化也無濟于事。

比如我們希望通過優化算法來提升內容多樣性、讓更多優質內容被推送出來，我認為這是一種迷思。我們曾做過一個嘗試：如果在內容池的“準入”階段不做任何限制，僅靠推薦算法，其實無法實現好內容的有效傳播。這里的“好內容”當然也涉及標準的設定問題，但以傳統意義上的“值得閱讀”“具有深度”的內容為例，如果內容本身沒有被挑選過濾過，那么推薦算法本身幾乎不可能將這些內容有效地推送給用戶。

因此，當問題出現時，我們不能僅僅去批判算法。因為問題的根源或許并不在于算法本身，而在于系統設計層面的缺失。解決這一問題，可能需要多種手段的協同作用。例如，在產品功能設計上，推薦算法不能是唯一的分發機制，必須結合用戶自主選擇的功能。另外，還可以引入類似過去報紙時代“主編遴選”的機制，由可信的專業個體承擔內容過濾與精選的責任。

比如，我們最近就在考慮，是否可以邀請100位在不同領域具有公信力的專業人士，借助AI技術能力，定制出100份具有各自專業視角的“早報”。普通用戶可以選擇性地關注這些內容，從而在信息消費中獲得更多樣、更權威的視角。當然，作為個體用戶，也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偏好定制屬于自己的日報。但關鍵在于，《我的日報》必須是多元化的。《我的日報》的設想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允許你每天訂閱10份、20份日報，其中既包括你自己偏好的內容，也包括那些與你立場、觀點截然不同的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用戶的信息獲取路徑才可能真正實現多樣性。所以我始終認為，治理信息繭房，必須超越技術本身，還需要依賴制度設計、教育引導等多種能力的整合。特別是在教育層面，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讓更多年輕人意識到：如何正確使用技術？如何保持獨立思考？如何提升駕馭技術的能力？這些，才是破解信息繭房的根本之道。

方師師： 黃老師剛才提到了尼葛洛龐帝所構想的《我的日報》。他在當時提出這一構想時，還曾設想過一種類似“電子新聞紙”的媒介形態。因為那個時期尚未出現手機，互聯網也剛剛起步。他的設想是，在一張報紙這樣的媒介界面上，能夠整合來自全世界的所有新聞，無論是文字、廣播還是電視內容，都能集中呈現。

實際上，如今我們的手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這種構想。理論上，我們可以通過手機隨時獲取來自任何媒體的信息；我們可以觀看視頻、聆聽音樂、閱讀圖文內容，所有媒介形態和多模態的信息都可以在一個屏幕上完整呈現。

所以，我認為尼葛洛龐帝當時提出“我的日報”，并不僅僅是為了強調個性化、迎合用戶興趣的內容推送，而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信息整合、全景式呈現的可能性。他設想了一種能夠讓用戶了解“所有信息”的機制，這種機制也具備動態變化的能力。比如在工作日推送的是新聞、財經類信息，而在周末則推送更多娛樂、休閑類內容。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構想。

在傳統媒體時代，我們通常認為自己是主動獲取信息的受眾。我們讀報紙、看廣播電視，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也已經是在一個由編輯設定的系統中被“喂養”。那個時代的信息偏見、偏好同樣存在。但進入互聯網時代后，我們逐漸意識到，其實早期的信息獲取也是一種“被動接受”。

報紙的每一個版面、每一條新聞，都是由編輯精心編排過的信息大餐。到了搜索引擎出現的階段，人們普遍認為自己成為了“主動拉取信息”的用戶。用戶通過輸入關鍵詞，主動檢索感興趣的信息。然而，隨著算法推薦系統的興起，我們又被重新帶回了“被動接收”的狀態，我們又可以做回“沙發土豆”，只是從電視轉到了手機。平臺再次變成了為我們“鋪設信息”的機制，我們只需坐在屏幕前，等待被推薦的信息。

黃老師剛才指出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在討論信息繭房時，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技術端，尤其是信息的傳播或者分發的機制上。但事實上，問題的根源往往在更前端——也就是“信息池”的質量，即內容的生產端。如果內容本身就不夠豐富、不夠健康、不具價值，那么即使算法足夠多樣化、足夠“打散”，最終受眾所接收到的信息，質量依然難以保證。

因此，在信息繭房的形成機制中，算法和用戶可能構成了一種“共謀”關系；但與此同時，信息源的質量與結構同樣關鍵。這也自然引出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下一個概念，即“蜂房”。據我了解，“蜂房”這個概念，好像是楊老師發現的是嗎？

楊健： 是的，這個詞是我在公司內部聽同事討論時偶然聽到的。當時我們在會議上提到這個概念，后來我們又在其他場合，比如向管理部門的領導或專家介紹這個想法，大家都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他們顯然也被“信息繭房”這一概念困擾已久，因此當他們第一次聽到“蜂房”時，覺得這是一個新穎且具有啟發性的說法。當然，它目前還沒有經過像胡老師所說的那樣系統的實證研究和理論建構。更準確地說，它也是一個隱喻，是對現象的一種粗略描繪。

剛才幾位老師也分別提到了“用戶本身的問題”、“算法的問題”以及“內容的問題”，而您也補充了關于“內容把關人”的作用，類似于傳統媒體時代的編輯或關鍵意見引導者。我認為，這幾個維度共同構成了信息接收的關鍵影響因素。至于說在這些因素中，哪個占據的權重更大，我個人認為受眾自身仍然是最關鍵的因素。這也許正是晨霞所說“技術永遠無法徹底解決信息繭房問題”的根本原因。

內容方面的問題也與我之前提到的觀點相關——即受眾的認知水平存在差異。一個“客觀”或“真實”的內容，對于不同層級的受眾，其接受與理解程度是不一樣的。對于辨別力較強的受眾來說，內容的把關可以相對寬松。但對于認知能力較弱的群體——就像傳染病中的“易感人群”一樣——他們更容易受到誤導，甚至被洗腦。這時內容的質量控制和價值導向就變得尤為重要。否則，很容易導致大規模的信息誤導，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

關于算法問題，我想補充一點。事實上，不論是在數字化時代，還是在當前的智能化時代，算法都是一個系統的核心能力之一。離開了算法，許多數字平臺的基礎功能將無法運行。但在某些語境中，“算法”卻被賦予了“原罪”的色彩，甚至有人把“算法”理解為“算計”。

確實，每一個APP或平臺在運行時都有其商業目標，而如果算法是為了實現商業利益而服務，那它就很容易被視作“逐利工具”甚至“道德污點”。但我認為，我們不應簡單地將算法劃為善或惡。算法既可以被用于作惡，也可以被用來行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設計、引導和運用它。所以在討論信息繭房的過程中，我認為我們對于算法本身，不應帶有誤解或歧視。既然剛剛談到了算法，我再回過頭來談談內容的問題。

方師師： 這兩個方面其實是緊密相關的，對吧？

楊健： 是的，內容的把控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必要性。

方師師： 對我而言，當我第一次聽到“蜂房”這個概念時，確實有種眼前一亮的感覺。因為在此之前，關于“信息繭房”的討論，總是圍繞一個灰暗、封閉的圖景展開。而當“蜂房”這個隱喻被提出后，整體語境就變得明亮了起來，甚至帶有一絲“甜蜜”的感覺，它仿佛讓人眼前豁然開朗，顯得充滿光亮，甚至令人樂觀。

其實我們也理解，雖然算法本身并無善惡之分，但它也絕非完全中立的存在。因為，技術總是帶有某種傾向性或偏向性的。而作為介于技術與社會之間的主體，我們人類，某種意義上承擔著“協調者”或“調試者”的角色。

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人為干預，為算法配置更優的條件，引導其實現更良好的目標。如果我們將算法主要視為信息分發的工具，盡管現在它已延伸至AIGC等更上游的領域，那么我們自然希望，它能夠與優質內容相結合，進而在信息傳播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何為“好”的內容？一旦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幾乎不可避免地就會涉及“價值判斷”。過去我們往往羞于談“價值判斷”，因為在新聞傳播領域，我們習慣強調“客觀性”，強調“事實即是事實”，而盡量避免對內容進行“好”與“壞”的判斷。

但有時候，包括我自己在內，在做研究時也會意識到：雖然我們不應該強迫他人接受我們的價值立場，但有些觀點確實需要被表達、被思考，甚至被反對。哪怕它只是作為一個靶子存在，它也有其討論的價值。因此，當我們在“蜂房”語境中討論“內容”，以及如何讓“好”的內容更好地流動時，我們究竟依據怎樣的標準？我們秉持的是怎樣的價值觀？

楊健： 好的。剛才我提到，我們可以從四個維度來看“信息繭房”或“蜂房”問題：分別是受眾、算法、內容以及社會環境。我認為，關于“好內容”的衡量標準，也可以從這四個維度來考慮。

我們之所以使用“蜂房”這一隱喻，首先是因為它強調信息的多元可得性。就像蜜蜂采蜜，蜂房的存在依賴于采集多樣的花蜜，而非僅采一種花。這對應的是內容來源的多樣性。其次，就您提到的“內容好壞”問題，我認為確實帶有很強的主觀性，難以給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但我們可以做的是，對“好”不做過度定義，而是對“壞”劃定明確底線。

也就是說，至少我們可以明確地排除那些“虛假”、“惡意”或“攻擊性”極強的內容。將底線以下的內容排除在外，這就構成了我們對“好”的最基本要求。如果繼續用“采蜜”作比喻，我們的要求是：不要去采集那些噴灑了農藥的花。同樣的，在信息世界中，我們不要攝取那些顯然“無營養”甚至可能帶有毒素的“垃圾信息”。從內容層面來說，應避免低質內容的泛濫；從算法層面來說，也應盡可能減少信息不對稱，推動信息更加對稱地分發。

最后再談談“蜂房”這個結構本身。與“繭房”強調個體的封閉不同，“蜂房”是一個結構通透、連接廣泛的系統。蜂房中的小格子，有的裝著蜂蛹，有的儲存著蜂蜜，還有蜂王與工蜂，彼此間協同運作、交換信息與物質。在我們的信息生態系統中，我們同樣希望盡量打破固有的壁壘，實現信息的自由流動與交互。當然，這背后的技術機制很復雜，無法在三言兩語中說清。但從理念上來看，“蜂房”正是從上述四個維度共同構建的愿景。

方師師： 楊老師剛才提到的四個維度，讓我聯想到媒介研究中一個經典的概念——“媒介食譜”。我們經常倡導受眾在接觸媒介、獲取信息時，應該像“飲食”一樣講究均衡與多樣。就像我們希望日常飲食不只是攝入一種食物一樣，我們也希望信息攝取盡可能多元。除了多樣性，也要關注“信息質量”，就像我們強調“有機”“健康”的飲食一樣。這個隱喻非常直觀，將我們每日的飲食攝入與信息接觸類比，提醒我們應以同樣嚴肅與謹慎的態度對待日常的信息消費。

但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想進一步追問一個相對復雜、甚至稍顯“悖論”的問題。當我們倡導“信息多元”時，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再合理不過的目標。但如果信息真的無限多元、無限雜亂，是否真的就是一種理想狀態？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斷追求信息攝取的多樣性，是否可能走向“信息均質化”的另一種極端？胡老師，您怎么看？

胡泳： 楊老師剛才從“繭房”到“蜂房”的轉變，總結出了四個重要維度，我認為非常清晰、系統。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回應。歸根到底，這一問題的核心在于三種力量如何相互作用：第一是“人”——具體到現實中，就是用戶行為；第二是“技術”——當前主要體現為算法系統；第三是“組織”——比如平臺方、媒體機構等組織實體。就像楊老師提到的，平臺方不僅可以介入內容治理，也可以通過對算法的調優，使推薦機制本身趨于多樣化，不至于被單一邏輯所支配。

但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在我們今天所聚焦的“內容分發”這一核心議題中，我們其實還沒有真正討論“內容”的好壞，我們目前探討的更多是“內容分發”這個層面，從用戶角度來說，內容分發其實就是信息獲取問題，或者說是“用戶的信息行為”，而用戶的信息行為，在較長的互聯網發展歷程中，并非沒有好的方式，也并非沒有優質的機制可供選擇。

互聯網公司其實曾經提供過很多好的可能性。但總體來看，我認為，在信息獲取和內容分發的方式上，我們逐漸滑向了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勢，越來越多地走向了不良的信息行為路徑。

當然，這里面也可能帶有我的個人偏見。比如，我始終認為RSS訂閱是一種非常優秀的信息獲取方式。我本人曾是Google Reader的重度用戶。RSS訂閱之所以理想，是因為你可以根據個人需求，訂閱嚴肅媒體、知名大V，也可以關注一些非主流但對你有用的來源——它們在你的信息流中被一視同仁地呈現。這有點類似于“我的日報”，所有內容平等地集中在一個頁面中。

但可惜的是，這種理想機制最終被信息流擊敗了。就像晨霞剛才說的，訂閱的主動性太低，用戶缺乏動力。如今大家都靠滑動、下拉的方式獲取信息，幾乎沒有人愿意主動地識別、訂閱一個好的信息源，把它納入自己的信息生態中。

再舉一個例子。最近有人說，大模型的到來將讓搜索引擎“過時”。但我并不認同。在我看來，搜索引擎依舊是一個極好的信息工具，其信息獲取的良性機制遠勝于大模型。這或許與我的個人習慣有關。我每天都在使用搜索引擎，而且我通常會查看搜索結果的第五頁。

方師師： 看到第五頁？

胡泳： 對，我絕不會只停留在第一頁。我會一直翻到第五頁，這樣我才能覺得，關于這個主題的核心信息我大致已經掌握了，同時也獲得了多樣化的視角。雖然搜索引擎背后也是算法驅動的，但我認為這種算法是“良性的”。它通過鏈接數量等信號判斷內容的重要性。因此，我能夠通過搜索引擎，系統性地將關于一個議題的內容收歸囊中，并獲得一個比較完整、多元的信息組合。

但問題是，如今很多人已經不再使用搜索引擎，更不要說翻到第五頁了。從這個角度看，這確實是用戶行為層次的差異所致。但更廣義地說，并非所有“新技術”都優于“舊技術”。比如，我就認為“論壇”優于“社交媒體”。

BBS時代，其實是比現在的社交媒體更具討論質量的。我與許多國外學者保持聯系，發現他們至今仍然使用郵件清單 （mailing list） 。我們共同參與的大型郵件清單中，常常有高質量的討論，非常活躍且富有深度。這種技術形態對于學術討論而言，堪稱理想。但在中國的發展語境中，這類“古典互聯網”的機制被快速拋棄，仿佛是“史前遺物”，不再適用于當下。

然而，我認為很多“后來的東西”并不一定比“早期的東西”更好。某些早期機制反而更有利于構建良性的信息生態。再從更大的層面看，我甚至認為：APP這種形態本身，遠遠不如PC互聯網。APP確實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點開即可，服務即達。但問題是，每一個APP都是一個信息孤島，各自封閉，信息之間難以自由流動。這種封閉性，恰恰加劇了“信息繭房”或類似現象的形成。

而在PC互聯網時代，核心機制是“鏈接”，你總是可以跳轉至別的空間。比如我們當時寫博客，最優質的博客往往是那些鏈接最多的博客。所以我將這種早期的互聯網形態稱作“古典互聯網”。如今互聯網發展過快，很多“古典”機制被快速替代，但古典互聯網其實蘊含了很多抵御信息繭房的潛在價值。

用我的一個比喻來說——古典互聯網擁有“艷遇的樂趣”。你像青蛙一樣，在荷葉之間跳躍，從這個網頁跳到那個網頁，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落腳點會是什么。這種不確定性，帶來了探索的可能性。而現在，所謂的信息獲取路徑都是“被預設的”。

有人告訴你，你應該去哪、應該看什么，于是你被牢牢限制在特定空間中，失去了探索的自由。所以我并不是說“技術”本身不能提供好的東西，而是說，技術演進的過程當中，很多優秀的機制也被隨之淘汰了。

方師師： 是的，胡老師剛才提到的這些，我也深有體會。我早期使用互聯網的經歷，其實包含了不少您提到的“古典互聯網”元素。比如谷歌曾有一個網站，有網友專門在GitHub上整理了谷歌歷史上的全部產品，并以“墓碑”的形式呈現——記錄每個產品的上線時間、生命周期、下線時間以及所屬品類。

前段時間我們還將這些產品的資料全部“扒”下來，計劃開展一個研究項目，比如說做一個“互聯網產品生命史”。我們想知道，比如谷歌如今的生態是如何成長起來的。它一方面在擴張、膨脹，另一方面也在“剪枝”，在做“斷舍離”。那它最終“舍棄”的到底是什么？

我記得Gmail早期其實內嵌了很多社交功能，但后來這些功能逐漸被移除。可能這些被“舍棄”的功能中，正藏有我們所說的“古典互聯網精神的內核”。它們代表了另一種可能的互聯網發展路徑。而如今，我們似乎都朝著“算法主導”、“智能驅動”的方向狂奔。但與此同時，也許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一些“傳統”機制，比如電子報訂閱 （newsletter） ，是否仍有助于我們重建屬于自己的“信息食譜”。

胡泳： 我接下來要說的可能稍顯“政治不正確”——我認為技術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滿足人的“最大公約數”，即越來越多地迎合大多數人的信息習慣或信息行為。而凡是不太符合這種主流偏好的其他內容或行為方式，便會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方師師： 您認為這種看似“媚俗”的趨勢，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我們沒有朝向另一個方向發展？

胡泳： 在我看來，原因在于：以往人類社會的信息資源相對稀缺，技術門檻也非常高。你想，書寫本身就是一項技術。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能寫字的人本身就屬于少數，這其實是在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因此，那是一個典型的“精英導向”的社會結構。

可以說，社會的文化品位和信息“食譜”，是由精英階層所主導和決定的。而現在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我們幾乎是在“掀翻”整個精英階層的架構，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精英瓦解過程。那么在這種背景下，誰來決定整個社會的文化品位和信息結構？答案是最廣大的人群，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最大公約數”的那部分人。決定權已經從精英手中轉移到了大眾。

正因如此，如果我們今天討論“內容”，我非常主張旗幟鮮明地恢復“信息把關人”的角色。我們不應該藏著掖著，而應明確表示：我們需要信息把關人。這些把關人需要具備一整套能夠引導時代文化品位和信息消費結構的判斷標準。當然，我們無法完全回到過去那種高度中心化的模式，但我認為這種“把關”機制是需要重新建立，并持續維持的。

方師師： 也就是說，我們在智能時代，需要設立一種“信息把關人”的機制。

胡泳： 是的。我們當前的信息獲取方式中，既有“推”的模式，也有“拉”的模式。像短視頻平臺，就是典型的“推”機制，算法會不斷地將內容推送給你，讓你不停地刷。而在大模型時代，其實是“拉”的過程：你需要主動輸入提示詞，從而獲取信息。但無論是“推”還是“拉”，目前這兩種機制下都缺乏“信息把關人”的參與。

方師師： 而且說實話，用戶往往并不清楚這些內容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它是基于概率模型與算法生成的結果，但是否屬于胡編亂造、是否真實可信，目前并沒有足夠強的約束機制來保障其責任歸屬。

剛才說到“內容”，我回憶起之前與黃老師的一次交流，當時讓我頗為震驚。我們談及騰訊新聞在過去一段時間所做的某些改革，包括對算法和內容策略的優化嘗試，試圖通過一系列迭代，營造一個更加良性的輿論環境。我記得黃老師提到，當時我們刪除了大量有流量的內容。這一做法令我感到有些唏噓。做出這種近似“壯士斷腕”的決策，是基于怎樣的考量？

黃晨霞： 是這樣的，其實剛才在方老師一開始提問“什么是好內容、如何定義好內容”時，我內心是非常希望這不是第一個拋給我的問題。我特別想先聽聽楊老師和胡老師的看法，不是因為我沒有答案——事實上，我對這個問題在現階段是有一套非常明確的判斷的——而是因為我特別想從研究者、理論工作者，以及使用者和觀察者的角度，去聽聽他們是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的。后來方老師又問了胡老師另一個問題，即“當下的內容是否存在過載問題，以至于人類難以處理”？我將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思考。

我們在騰訊新聞，其實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這段時間，確實曾展開過一次非常深入的溝通。2021年以前，尤其是2015年至2021年之間，推薦算法經歷了極為迅猛的發展。這一階段，內容生產端生成了海量信息，這種生產規模幾乎是指數級的。而這些內容中，很多其實并不符合傳統媒體時代——無論是電視還是紙媒——所秉持的“把關人邏輯”。但在網絡生態中，我們曾持有一種“萬物皆可生長”的信念，從而催生出指數級體量的內容。

但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忽視了一個關鍵前提：人作為“碳基生物”的有限性。 我們的信息處理能力、帶寬到底在哪里？我們是否能夠真正駕馭信息泛濫背后的技術力量？

這就回到剛才所說的“硅基VS碳基”的討論。在某些方面，我們對技術本身的控制力，其實仍然是有限的。回到“內容”這個問題。當我們發現信息量急劇膨脹時，如果繼續無約束地依賴推薦算法進行分發，問題就會不斷放大。盡管推薦算法并非天然有好壞之分，但它的運作邏輯本質上是“黑箱”。

其中應用最廣泛的，依然是“協同過濾”技術。雖然它還結合了其他用于內容特征識別的算法，但協同過濾仍然是當前分發機制中的主流手段。而這一機制的核心目標是提升分發效率，其定義標準主要是點擊率轉化，以及用戶在某個平臺上的停留時長。

這些被視為最關鍵的業務指標，而其他價值導向的目標則很難通過算法來實現。因此，當內容缺乏任何門檻和準入標準，被投入到推薦算法中運行時，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最多的是“社會新聞”、家長里短、“爽感”極強的娛樂資訊，以及能高效刺激多巴胺分泌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間點所做的選擇，是出于對平臺長期價值的考量。而這也回到胡老師剛才的提問：既然更優質的信息獲取機制曾經存在，為什么我們后來不再使用它們？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是因為，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碳基生物”的有限性之外，我認為人類本身還存在一種天然的惰性。

當一種技術能夠讓人感到更加愉悅、更為舒適時，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我們往往難以避免地會陷入“娛樂至死”的傾向。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如此，但關鍵在于，有沒有人能夠意識到這種傾向，并保持警惕。

與此同時，目前大多數內容型產品，除了付費機制之外，其商業模式天然與廣告掛鉤。而當前廣告的主流衡量方式，主要基于點擊效果，因此它與“流量”之間形成了直接的因果關系。這樣一來，若任何一個內容產品或平臺的負責人缺乏一定程度的“克制性”，便容易在內容策略上陷入盲目迎合。

我所說的“克制性”，是指我們在管理內容池時，對于“好內容”的判斷需要更加謹慎。這個問題之所以復雜，是因為“內容”本身就極具主觀性——不同人對同一內容的感受截然不同；而人們對于內容的需求也存在顯著差異。

因此，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我們努力解決的是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正如楊老師剛才所說，我們必須明確什么是“底線”。所謂底線，是指我們必須過濾掉一些我們明確認為是“造假”“虛假”或“有悖公序良俗”的內容。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關注整個內容池的“多樣性”。內容池一方面要保證內容種類的多樣，另一方面也要對分類結構進行分析——比如我們會考察每個分類中內容的供給結構是否均衡。

舉例來說，若某個平臺娛樂類內容特別多，雖然它也有一些嚴肅內容，但在娛樂泛濫或社會新聞大量充斥的背景下，這些嚴肅內容很難獲得應有的曝光，甚至很難被用戶看見。因此，我們在內容端持續關注的重點之一，就是這種結構上的“內容多樣性”是否得到保障。

其次，在算法層面，我們也同樣關注“曝光的多樣性”是否均衡。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沒有設置一定的約束條件，那么推薦算法必然會傾向于不斷地將用戶最偏好、最容易獲得高點擊的內容推送出來。這種內容的傳播機制極易形成“滾雪球”效應，即越火的內容曝光越多，強者愈強。

后來我們也長期堅持著以上兩點，我們在判斷“什么是好內容”時，除了明確底線之外，其實也認為“好內容”的標準應當隨著階段的不同而不斷迭代。

為什么需要迭代？舉一個例子：很多年前，大家都知道B站有“鬼畜”類視頻。在傳統媒體語境下，這類內容可能被認為不合規范。但實際上，這種形式在某一階段確實滿足了年輕人表達的需求。所以在我們看來，這類內容本身并不存在“底線問題”。

但此時我們要警惕：一旦某類內容因用戶的集中喜好而迅速膨脹，是否需要對其進行“適度收斂”？這是我們在業務實踐中需要動態評估的問題。我們特別擔心某一種類型的觀點或內容，在某個時期極度主導整個內容生態，壟斷所有的曝光和流量入口。因為一旦如此，整個平臺的多樣性就會受到實質性破壞。

因此，在我們的實際操作中，每一個階段我們都會把平臺上的內容進行抽樣分析，有時是隨機抽樣，并逐一討論這些內容為何會被推送出來、為什么在當前獲得了這樣的曝光位置，并判斷是否需要對策略進行調整。這些策略的調整可能體現在“準入機制”上，也可能是對“推薦機制”進行一定的“打壓”“驅蟲”或生態性調節。

因此，這幾年我對“好內容”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以前我覺得“好內容”就是要定義出一套極致、固定的標準，但現在我意識到，即便是我們認為“非常好”的內容，社會上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不認可，認為這與他們無關。所以我現在并不堅持去制定一個極為嚴格、固定不變的“好內容”標準。我認為這個標準必須隨時代變化、隨社會情緒和用戶消費偏好的演變而靈活調整。但我們始終堅持一個核心原則—— 我們擔心“多樣性”的喪失。 如果這個“多樣性”的寬度在一定范圍內可以調整，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方師師： 黃老師，我就直接問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從平臺或內容生產端出發，主動控制內容的結構和分布，使得它的分類和配置與當前主流偏好的趨勢有所差異，那我們是否要付出一些成本和代價？

黃晨霞： 當然要。我們在2022年做決策時，大約過濾掉了整整95%的內容，也就是說，平臺上95%的內容不再保留。這是我們所經歷的最大一次內容池調整。我們曾經的內容量超過2000萬條，經過篩選之后縮減到百萬級別，甚至不到百萬。我們認為，在推薦算法發展迅猛的過去幾年，平臺涌現出大量內容，其信息價值極低，雖然它們可能在“多巴胺式”刺激方面有效果，但我們認為其實際價值較低，因此被篩除。

當時我們設定的篩選標準，最核心的一點是“作者維度”。因為我們認為，和現實社會中為何需要“信用機制”類似，我們必須相信創作者本身應具備一定的自我約束力。如果一個賬號的歷史行為顯示出明顯的標題黨傾向，或者他非常熟練地操控流量邏輯，那我們階段性內會選擇不將其內容優先納入。我們更希望保留那些在其垂直領域內持續創作、具備信息價值的賬號，無論是新聞型、觀點型，還是其他類型的內容。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甚至主動下架了一些用戶“喜聞樂見”的內容品類，比如“搞笑類”。搞笑類內容極易獲取流量，但我們最終在騰訊新聞上基本全部移除。因為我們深刻反思，一個內容產品，首先要明確自身要為目標用戶提供怎樣的消費體驗。

當時我們與Pony及團隊內部達成一致共識：我們希望騰訊新聞成為一個讓用戶能夠高效獲取“有質量資訊”的平臺。當然，我們現在距離目標體驗還有差距，還需要持續迭代。但好在方向非常明確，有了目標之后，“做減法”反而變得更清晰。

所以我們在最初做減法時，就預估流量可能會有所下降。但實際上并沒有。回到我們最初討論的“信息繭房”問題，其實很多時候，用戶之所以點擊，是因為我們向他推送了這些內容。他看到一個標題產生了生理性的反應——即便內心覺得這個內容無聊、點進去也覺得“沒意思”，但還是會點。 但當我們將整個內容池的結構做得更干凈、信息價值更高時，我們發現用戶其實依然存在對重大新聞、熱點事件，甚至知識性內容的強烈需求。因此，流量并沒有出現明顯下滑。

方師師： 可以說說具體下降了多少嗎？

黃晨霞： 我們當時的預估是，若進行AB實驗，可能流量會下降30%左右，這是最初的估計。后來實際下降大概在15%左右。我們當時有一個基本假設，即這一策略可能呈現出“微笑曲線”的效果。

胡泳： 會有波動。

黃晨霞： 對，我們預判會出現“微笑曲線”——也就是說，在我們清理內容、實現“良幣驅逐劣幣”的過程中，初期可能會有部分用戶流失；但我們也相信，這個市場中仍然存在著一類用戶，他們有著獲取高質量、效率更高的資訊內容的需求。這樣的一部分用戶，可能會因為平臺體驗的提升而被吸引回來。如果我們在內容質量上的策略持續推進得當，就有可能形成“微笑曲線”的正向趨勢。而從目前的用戶規模和內容消費數據來看，確實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變化。

楊健： 作為晨霞老師的同事，我也想從自己的視角補充一點感受。我畢竟也是從媒體出身，所以對騰訊新聞一直比較關注。這里有一個背景，就是在技術發展方面，騰訊在某些階段其實是落后于友商的。所以我覺得，當時業務部門可能也有一種想法——讓我試試，看看如果我完全追求流量，能夠做到什么程度。但后來老板將這個趨勢“摁住”了。這個“摁住”的背后，我認為本質上是企業領導價值觀的體現。

我覺得至少可以歸納出三個特征：第一是“克制”。以微信的張小龍為代表，騰訊內部其實有一個基本的文化傾向就是克制。比如，如果我的技術能力可以幫我賺100塊錢，我絕不會全部拿滿，最多只賺70塊，留下30%的余地。這種克制背后，一方面可以進行更多探索，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團隊變得貪得無厭。

第二，從Pony的角度來看，雖然他是一個理工科背景出身的企業家，但他對新聞內容始終有自己的一套標準。他始終堅持，作為內容的供給方，騰訊人必須展現出一定的價值追求與品位。說得簡單點，是要“體面”地掙錢；說得高一點，是要有價值觀、有文化立場，而不是無底線地逐利。

第三個特征是，對多目標之間平衡的敏感意識。任何事情都不是單一維度的，在很多情況下是正交關系。比如你在追求流量的同時也在追求品質，在追求大眾滿意度的同時也要考慮內容本身的可持續性。

在騰訊內部，這不僅僅是騰訊新聞的課題，包括騰訊視頻也會面臨類似困境。我曾在騰訊視頻有過一段兼崗經歷，深知他們的內容制片人其實非常痛苦。他們當然知道什么片子好、什么片子不好，心里非常清楚。但每次在選題會上，仍舊會看到大量質量低劣甚至荒謬的內容被提交——這是因為他們有另一個維度的考量：商業目標。

比如，一個非常優秀的作品，在中國可能只有一千萬觀眾能夠理解，這樣的作品不能有效拉動會員增長，提升商業收入，所以最終也無法持續推進。相反，那些能吸引一億、兩億用戶的內容更容易被支持和投入。于是，就可能會在內容選擇上發生“向下兼容”的調整。但我認為公司管理層還是堅持了自己的判斷。即使營收會有所下降，也愿意承擔這種代價——更何況，目前我們的營收還未跌至不可承受的程度。

黃晨霞： 我也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在內容方面確實有部分問題，是被商業模式所裹挾的。當內容平臺一旦被商業模式主導，就必須要求企業負責人在關鍵節點保持一定的“克制”。因為你非常清楚這種流量機制是怎么運作的——當有一部分內容自然帶流量時，系統就會傾向于持續推送。

方師師： 好的，剛才黃老師從我們平臺內部的視角出發，分享了很多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對我們而言，這其實也是一個反思的契機。因為我們在外部觀察時，往往容易將“平臺”“商業化”與“流量”之間視為一種天然協同、邏輯順暢的關系。但從黃老師的分享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平臺公司內部，我們對于這些問題，其實也有著不同的思考與感知。

我剛才在聆聽兩位老師的分享時，還在想——這些表述聽起來一點也不像是來自于互聯網公司的語言，反倒更像是傳統媒體，或者是帶有某種理想主義情懷背景下才可能給出的結論。因此，今天我們的討論雖以“信息繭房”為起點，回顧了它的歷史發展，也探討了其與當下現實之間的關系，但我們并沒有拘泥于概念本身。

我認為，糾結于概念本身未必是最重要的。我們更希望能將這個概念與現實語境、真實問題相結合，通過對它的反思與討論，試圖對現實有所回應，甚至對未來提出某種啟發或幫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如果我們帶著一種具有理想色彩、希望做好新聞內容的初衷，我們是否已經有一些較好的實踐經驗可以總結和分享？

黃晨霞： 我先回應一下。其實在騰訊新聞，我們一直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年。即便在我們深度參與推薦算法所主導的行業競爭時，我們也始終保留了一個板塊叫“熱點精選”。這是一個非常傳統、非常典型的人為遴選內容集合，也正如胡老師剛才所說的，它就是主編基于“重要性”所做的選擇。從2016、2017年起，這個模塊就已經存在了，并且一直保留至今。盡管我們當時在評估這個模塊時，會覺得它可能會影響推薦系統的效率——因為在信息分發中，每一個“平方厘米”都要爭搶轉化率，但我們依然堅持保留它。

到了2021年之后，隨著我們對內容價值的理解不斷深化，并開始縮減某些內容類型的比重，我們反而加快了對“算法之外選擇機制”的優化。比如我們設立了“精選頻道”，這個頻道相較于“熱點精選”走得更遠一些。它的內容不一定是熱點，但更類似于傳統媒體中的“副刊”，承載了更多人文精神與社會議題的深度內容。例如我們做過“《陌生的鄉土》”等一系列項目，邀請了許多學者共同關注中國社會的變遷。但這些內容如果放在龐大的內容池中，很可能是無法自然被推送出來的，因此我們需要在產品層面做出明確選擇。

我們也恢復了“騰訊新聞的早晚報”機制。早晚報并非依賴技術聚合為主，而是以“人的選擇”為主導。技術聚合只是輔助，作為初篩手段。最終決定哪些內容應當呈現的，仍然是主編，他們會結合自己對某一領域的判斷，挑選出當天最為重要的信息內容。這種邏輯與思維路徑，其實也延續到了生成式AI興起之后。在過去，如果我們想請胡老師每天為我們編選一份早報，哪怕他撰寫能力再強，也未免過于浪費他的時間。楊老師亦是如此。

但現在有了AIGC之后，胡老師完全有可能通過AI工具完成這項工作。我們現在希望能夠邀請更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通過生成式AI快速生成他們所關注的內容集合。如果這些專家愿意將他們遴選的信息集合分享出來，供他人“follow”，那么受眾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胡老師關注哪些話題、楊老師關心哪些現象、方老師對哪些問題敏感。

這種“follow”行為是非常簡單的——就像胡老師提到的RSS，只要功能設計得足夠清晰，用戶點擊一下即可。我們在實際操作中，也經常會鼓勵這樣的行為。另外，我們還會進行一些用戶溝通，引導他們如何更好地使用這類產品。我們認為，這方面的用戶教育與產品科普，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些都是我們從過去至今所積累的一些實踐經驗。

方師師： 好的，謝謝黃老師！剛才黃老師也提到了AI。不過，其實我們今天的討論整體上AI味并不算很濃——這在當前可能顯得有些“反潮流”，因為現在幾乎討論任何議題，都繞不開AI。剛才胡泳老師提到，以前我們曾有很多不錯的工具，但后來逐漸淡出，令人感到些許遺憾。比如搜索引擎，而如今搜索引擎與AI尤其是大模型之間的結合也日趨普遍。那么您覺得， 現在我們使用搜索引擎的方式，和過去相比，還是一回事嗎？

胡泳： 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我常年使用的搜索引擎是Google。現在你在Google搜索時，首先跳出來的，是一個AI生成的“摘要” （review） 。也就是說，它會先將網絡上的信息聚合起來，展示在最上方。過去是一個個搜索結果，現在你首先看到的是AI生成的內容。如果你覺得這份摘要已經滿足了你的需求，那你可能就不會再往下查看具體結果了。這種變化也帶來了一些改進。

比如，原來的大模型輸出信息沒有來源，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它過去只會給你一堆內容，卻不告訴你這些內容究竟來自哪里。現在，AI生成的摘要后面會帶一個“回形針”標識，顯示這些信息的來源網站。但我覺得它做得還不夠完善，依然不太理想。真正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回到過去“古典互聯網”強調reference （參考來源） 的模式。因為我們在討論信息素養時，其核心能力之一就是：是否能鑒別信息來源。

只要信息來源的問題解決了，信息素養的大約80%其實也就完成了。因為信息來源的鑒別，是一項非常需要技巧的能力。比如，你需要判斷這些信息來源是否具備多樣性？它是否存在某種利益驅動？因為一旦其中有利益的介入，這個信息來源往往就存在問題，對吧？

所以判斷信息來源，是一門基本功。如果你能把信息來源這件事情搞清楚，信息的質量就會直線上升。因此我認為，更理想的做法，是在提供一個綜合的、AI生成的結果的同時，也建立起一個非常完善的參考體系。這個結果可以是對互聯網的抓取和總結，但同時必須附帶明確的參考依據。

方師師 ：對，比如文件的來源。

胡泳： 對，讓你能夠進行追溯。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個人其實并不認為搜索引擎會被淘汰。任何認為搜索引擎已經過時的看法，我覺得對信息獲取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損失。因為如果你把自己完全交由大模型處理，那么就會帶來很多問題。除非我們看到大模型本身也在不斷演進，比如現在它也開始嘗試提供一些reference，說明這個信息是從哪里來的。

方師師： 只要不是它自己編的，那就還可以接受。

胡泳： 是的。但大模型的問題就在于，它的“幻覺”問題非常難以應對。尤其是在信息獲取這個層面，幻覺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比如說，如果你是以創意為導向，甚至很多人和大模型“聊天”，只是為了緩解心理壓力，那么在那個情境下，幻覺可能帶來的影響和信息獲取領域又有所不同。我不是說那方面就沒有問題，那里的問題也很嚴重。比如你把它當作心理治療師，它的一個關鍵問題是： 它會迎合你大模型是有討好用戶的傾向的，它非常愿意取悅你。

但一個嚴肅的心理治療師會告訴你：“你不能這樣想，因為你的這個想法是有問題的。”而大模型則可能說：“你這樣想挺好的，很多人也這么想。”它會進一步把你引導進去。但這屬于心理層面的問題。而在信息獲取這個領域，問題在于——如果它產生了幻覺，就會輸出大量錯誤的內容，整個信息的總結就是錯的。或者說，它干脆就是胡編亂造。它為了給你一個答案，會憑空捏造信息。我們做學術的人對此非常有感，比如它會編得有鼻子有眼。

拿我自己做例子。我那天在做研究時開了個玩笑，因為我們現在做文獻綜述時也會用到它。它居然說“胡泳寫了一本XXX”，但那本書是完全子虛烏有的。它給我編了兩個看起來很像樣的書名，我還在朋友圈里調侃，說我可以根據它編的書名寫一本書，好讓它的幻覺變成現實。但問題就在這里——如果幻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它對信息生態其實就是一種負面作用。

方師師：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您親自去核查的話，其他不了解的人就很難識別出它所制造出的“幻覺繭房”。

胡泳： 因為人工智能的到來，對人的信息鑒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遠高于以前的標準。我們常說一句話：它能“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如果你無法識別出哪些內容是“胡說八道”的部分，只看到了“一本正經”的部分，那你很容易就被它欺騙。

黃晨霞： 對，所以我覺得“把關者”的角色在這個時候就顯得尤為重要。

胡泳： 是的。

方師師： 是，尤其是那些具備經驗、能夠識別問題的“把關者”，他們甚至比我們看到的那些看起來很酷炫的技術，在當下這個時代更加稀缺。

胡泳： 沒錯，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

方師師： 非常非常稀缺。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我們在面對信息不確定性的“黑暗時代”中，能夠充當“燈塔”或“導航”的關鍵存在。

胡泳： 這里面其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邏輯： 當某種資源無限供給時，它最終會變得“有限”。 信息供應如果無限，反而跟信息稀缺時所導致的困境是一樣的，最終導向的結果也很相似。

黃晨霞： 這就是“邊際收益遞減”。

方師師： 對。而且現在的大模型給人的感覺，其實也很符合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蜂房采蜜”這個意象。我剛才還在想，大模型本質上也是一種多元采集信息的系統，它去讀取各種各樣的數據，然后通過內部訓練、通過模型的機制，輸出生成內容。

所以如果我們所說的訓練數據本身存在問題，比如數據結構、內容比例有偏差，那么基于這樣的數據訓練出來的模型，它的輸出結果也很可能帶有某種傾向性。尤其是現在中間的“黑箱機制”太復雜，大家對此都感到不知所措，也很難說清楚其中到底發生了什么。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請教各位老師——在我們這個時代，可能不僅需要媒介素養，面對智能媒體、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們是否也需要建立起一種新的素養體系？作為普通用戶，如果我們希望在這樣的信息環境中，成為一個更主動、有思想、有鑒別力的個體，我們該怎么做呢？其實今天胡老師已經教了我幾招，我都認真學習了。比如說用搜索引擎時，至少要翻到第五頁，僅僅看到第三頁是遠遠不夠的。我以前確實只看前三頁。

黃晨霞： 我在做采訪的時候，甚至會翻到第十頁。

方師師：對，我以前覺得看三頁差不多了，但現在覺得至少要看五頁，這可能才比較靠譜。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如果我們希望主動對抗“信息繭房”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保持一種健康的質疑精神，去反思這種現象，我們是否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可以借鑒或實踐？楊老師？

楊健：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常說，要培養一個素質全面的人，在物理世界中成長，需要具備各種各樣的素質。而我認為， 對待信息繭房的問題時，最重要的素質就是：懷疑精神與反思精神。 就像胡老師剛才說的，不管你是翻到第幾頁，他其實擔心的是：未來我們會陷入一個由大模型構建的“信息繭房”。那我們是否還有能力去抵抗？

所以，我認為這種意識的培養，必須從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當然，我們不是要把人培養成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但至少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我們應當多問一句：“為什么？”、“這個信息是從哪來的？”這種意識的建立是關鍵。

其次就是能力層面的問題。這種能力，是由上述意識延伸而來的一套具體技巧。你需要知道：在某種場景中要警惕什么？在另一種場景中應當追求什么？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幾個角度出發，來真正培養用戶的信息素養與辨識能力。

方師師： 我們確實需要具備一種主動的、健康的質疑與懷疑精神。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懷疑一切、對所有事物都持否定態度，而是要有意識地去建立一種理性且健康的懷疑能力。在面對信息時，多問一個“為什么”，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訓練。

作為新聞傳播學的學生，我們的學科過去曾經被一些人質疑其“含金量”，但對我而言，很多時候我們所接受的訓練其實是有價值的。比如，當我們看到一條信息，是否會主動去核實一下？有時候，只是多點一步、再查幾個關鍵詞，結果就會大不相同。你可能會發現原文的表述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甚至這條信息本身就是一則虛假的新聞。這種主動核實的習慣，其實會顯著影響你對信息的判斷和理解。

胡老師，您這邊有沒有什么實用的技巧可以分享給我們？

胡泳： 有的。剛才提到新聞傳播學的一些基本訓練，我認為新聞傳播學的老師其實應該在整個大學體系中開設公選課，專門教授信息素養或網絡素養。當然，現在也有很多課程聚焦于人工智能素養。但我認為，這類課程應該成為大學教育中學生必須掌握的基本能力之一。你可能具備其他各類能力，但判斷信息、識別優質與劣質信息，是一個大學生最基本的能力之一。這是從教育角度來看。

而回到你的問題，其實我們本質上討論的是一個“過濾器”問題。之所以需要過濾器，是因為，正如晨霞剛才所說，如今我們面臨的是“信息過載”。過去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是“信息匱乏”，因為信息曾是統治者的一種治理手段——誰掌握了最多的信息，誰就擁有治理的主動權。

而如今，問題變成了信息泛濫，信息“淤積”。到處都是信息，如果沒有過濾機制，先不論信息的好壞，單是這股洪流就足以將你淹沒。就像你試圖從消防水龍帶中喝水，結果只會被嗆死。因此，過濾機制就變得非常必要。我們以往的信息過濾機制雖然有其弊端，但至少是結構化和成型的，稱為“知識停止點系統”。

當我們獲取信息時，會有一個判斷標準：哪些信息是權威的、可靠的，從這個點起我們就可以開始自己的思考或行動。比如為什么博士論文都要求寫文獻綜述？就是因為你必須先了解這個研究領域的已有成果，知道他人已經做到了哪里，才能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研究發現，或指出原有研究的不足。這個知識停止點系統構成了我們以往信息過濾的基本機制。

例如，寫論文時百科全書的詞條曾是可以直接引用的，因為它背后由若干權威專家編寫。像《大英百科全書》這類權威出版物，其社會學條目一定是由社會學專家撰寫的，具備高度可信度。但網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徹底打破了這種知識停止點系統。舉個例子，我現在在課堂上明確規定學生：百度百科一律不能用作參考來源。

方師師： 那維基百科呢？

胡泳： 維基百科情況稍好一些，但仍不是一個合格的引證對象。與《大英百科》相比，它仍存在不少問題。整個知識停止點體系在今天已被瓦解，而這背后其實指向的是“知識權威”的整體衰落。如果我們對新的技術形式缺乏某種規范，那么一旦知識權威的體系被消解，最終我們接收到的信息就會魚龍混雜。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原有的知識系統已經崩解。過去，報紙就是一個知識停止系統。因為報紙內容會經過主編審核，每一篇報道都是由新聞專業人員撰寫，并基于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進行核實與呈現。主編最終確認發表，也就代表著對信息的“有序化處理”。同樣，老師也是一個知識停止點系統的體現。

成為老師的基本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有一碗水”，你得“有一桶水”，才能給學生講好“一碗水”。你需要充分掌握知識，再經過提煉和轉述，才能傳遞有效信息。但這一系統已經瓦解了。現在的學生可能并不再認為老師是權威人士。整個社會對專家的信任也在下降，“專家”一詞甚至成了負面詞匯。我們正處在一個“知識權威崩潰”的狀態中。在這個狀態中，舊的權威體系已不復存在，而新的知識權威體系尚在重建。

這重建過程我認為可以歸結為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就是我們已經大量討論過的“算法”。很多人傾向于將選擇交由機器，讓算法替我們篩選信息。的確，算法過濾在某些方面非常高效，但它也帶來了我們目前批評的信息繭房問題。因此，未來如何通過“算法治理”來建立更健康的信息生態，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課題。可以將此稱為“算法分發”體系。

另一種體系就是“社交分發”。如果你追問有哪些“實用技巧”，我想說：當傳統權威已經瓦解，而我們又對算法保持一定警惕時，便不能完全依賴單一的算法。你不應被算法牽著走，而是應在多個算法間建立對比。

例如，我自己在使用大模型時，絕不會只用一家。我會就同一個問題詢問多家平臺，再從中甄別并篩選出更合適的答案，這樣也有助于剔除那些“幻覺信息”。這其實本質上是一個“算法素養”的問題。但如果進一步談到“社交分發”，那么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你如何建立一個能夠為你提供高質量信息的社交網絡。

方師師： 也就是“我的社交網絡”。

胡泳： 對，就是“我的社交網絡”。如果你的信息主要是通過社交關系傳遞的，那么這個網絡的質量就直接決定了你接收到的信息質量。因此，對個體構建自身社交網絡的能力，其實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

方師師： 對，是的。

胡泳： 所以，不論是算法推薦、算法分發，還是社交分發，其實都對個人的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是降低了要求。

方師師： 是的，你必須自己成為一個知識專家，而且是具有個性化判斷能力的專家。

胡泳： 也就是說，你有責任、有義務對自己獲取的信息負責。

方師師： 對，應該為此負責。

胡泳： 是的。我認為，第一責任人就是你自己。因為最終你是信息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只有你自己才能切身感受到。

方師師： 感覺像是這樣：以前我們相信神明，相信權威，現在這些都崩塌了，最終只能相信自己了。好，那我們請黃老師來談談？

黃晨霞： 剛才聽楊老師和胡老師的分享，我覺得他們已經講得非常全面了。我自己在總結時覺得，有兩點是特別重要的。第一點與楊老師剛剛所說的相呼應，那就是：人的獨立思考能力非常關鍵。當然，不是每個人天生就具備獨立思考能力，那么我們如何賦予個體這項能力，或是幫助他們去建構這種能力，這就非常重要。

第二點來自于我的工作實踐和在這個領域的觀察。我發現，社會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時代本身，往往像一個巨大的鐘擺。我們之所以強調“獨立思考”，是因為我們需要意識到，當鐘擺偏向一端時，要有意識地將它拉回另一端，或者至少將其調整回中間。

比如，胡老師剛才提到，在過去那個“信息匱乏”的時代，信息的缺失也會帶來被操縱的風險；而如今是“信息過載”的時代，我們同樣面臨著被操控的可能性。所以，在任何時代背景下，都可能潛藏著對個體的操控風險。在理解這些現象時，如果缺乏獨立思考，我們就只能被動地接受時代所推送的信息。而一旦具備了主動思考的能力，我們便可以如胡老師所說，借助各種方法與手段，主動回應這些挑戰與制約。

比如，我們現在談的是線上信息，但我認為線下的交流同樣不可或缺。在線上的社交推薦背后，依然存在算法機制；而線下則更具“布朗運動”式的隨機碰撞性。你可能會偶遇一個人，他的生活經歷與價值判斷與你完全不同，而正是這種差異，刷新了你對某些問題的認知。所以，我想總結兩點：第一是要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第二是要始終意識到這個世界是鐘擺式的運動，并非所有事情都有絕對的標準答案。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如果我們能夠多一些思考，情況就會好一些。

方師師： 也就是說，如果討論的信息繭房問題，不應僅僅依靠線上技術手段去解決，還需要更多元的方式去應對。

黃晨霞： 對。當信息匱乏時，我們要主動補充信息；當信息過載時，就需要主動進行過濾。

方師師： 好的，今天我們的圓桌討論，意猶未盡。但這也沒關系。以“信息繭房”這一話題的復雜性與持久性來看，不止一場圓桌，即便是十場，我們也未必能完全探討清楚。但正因為如此，這個話題才尤為有意義。它本身就像一個不斷延展的故事，圍繞它的問題與思考還會持續不斷地涌現。昨天晚上，我和黃老師聊天之后，一直在回想今天的內容，甚至有些難以入睡。

關于信息繭房，人們之所以持續關注，每次討論都會引發熱議，或許某種程度上正反映了大家在面對技術帶來的變化、人與外部世界互動方式日益復雜的背景下，對“不確定性”的深刻感受。我們渴望在這種不確定性中，為自己找到一個可以立足的思考起點。所以，我認為這并不是一件壞事。反而，正是這樣的不確定，催生了人們不斷地反思現象、提出觀點與見解的動力。

關于“人和技術”的關系，有許多學者與理論也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例如，唐·伊德認為，人與技術之間是一種“嵌入式”的關系；哈拉維則提出，人和技術是一種“雜合”的關系，比如“賽博格”這樣的概念；斯蒂格勒也認為，技術既是毒藥，又是解藥，其效用取決于“劑量”與使用方式。

所以，在信息繭房這一問題上，它并不是一個完全既定、我們對其無能為力的現實。相反，我們正需要更多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在“技術—人—社會”這三者之間復雜的關聯中，進行調試與調和，從而找到適合自身的位置。我們也要始終保持一種健康的質疑精神，持續思考、不斷發聲，為這個領域的進步盡一份力。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騰訊研究院 ，主持：方師師，對話嘉賓：胡泳、楊健、黃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