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全國“兩會”上,“十二年義務教育”的話題被再次提起。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稱,自己已連續兩年提交相關建議,呼吁實行十二年義務教育。 在他看來,在中考階段就進行“普職分流”為時過早。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紀元教育集團董事長陳偉志也建議,應逐步淡化“重點高中”標簽,深入推進中考制度改革和試點工作,完善制度建設,促進高中階段學校多樣化發展。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能看到相關的表述——“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學位供給”。
在教育壓力居高不下的今天,將高中也納入義務教育,施行“十二年義務教育”,能不能緩解普遍存在的教育焦慮?
這個問題可能比想象中復雜。
01
其實“十二年義務教育”,有兩個維度, 一個是“不要錢”,一個是“不用考”。
如果說“不要錢”的話,其實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嘗試。
據媒體梳理,2017年12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開始全面實施高中階段免費教育;2016年9月,陜西省開始實施高中3年免費政策;同年3月,青海對本省的6個少數民族自治州所有學生和西寧、海東兩市貧困家庭學生實施普通高中或中職3年免費;2015年12月,云南省怒江州全面推行十二年免費義務教育;2012年,內蒙古自治區實施免學費、免教科書的“兩免”政策。
從經費的角度看,“十二年義務教育”的難點主要是財政保障。這個問題很難一概而論,2020年,教育部已有過回應, 有的地區由于實行非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育已經難以為繼,嚴禁隨意擴大免費教育政策實施范圍。
不過鑒于各地財政狀況不一,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地區將高中義務教育化,并非不可承擔。近些年關于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的聲音響起,也和部分地方具備財政底氣有關。至于全國是否可以推開,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如果人們深入了解也能明白,教育的負擔——無論是經濟還是精神,恐怕主要還不是來自于學費本身。義務教育早已免費,但誰敢說毫無壓力呢?
其實人們帶有現實感的話就能知道,哪怕高中免費,并不必然意味著教育支出降低。剩下的學費,完全有可能變成補習班的費用。
這點日本就提供了一個案例:2010年日本推出新政策,只要家庭收入低于一定的水準,公立高中即可免費。結果2023年的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反而超過了2010年之前,這說明補課的錢真是一分也省不掉。
所以, “十二年義務教育”的重點或許不在學費本身,而在于“不用考”。
那么高中變成義務教育,眼下確實會非常有用。
02
現在高中被討論最多的,就是“普職分流”。
所謂“普職分流”是指在我國教育體系中,根據學生的中考成績、興趣、能力和學業表現,將學生分為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兩個方向。
而普職分流的比例,理論上是5:5,但事實上會高一些,一些地區會達到6:4或7:3,即60%以上的學生進入普通高中。
但這依然是個不小的壓力,這依然有40%的學生上不了高中。 而上不了高中,意味著今后考上好大學的可能性急劇降低,至于考研、讀博云云,更是會變得更加遙遠。
職業高中當然也有機會進一步深造,比如參加一些對口升學考試,或是進入應用型本科或本科層次的職業院校。
不過,這在眼下學歷急劇內卷、動輒就是“第一學歷”歧視的環境里,只怕很少有家長和學生會心甘情愿。
尤其是中考時學生尚未成年,在十五六歲的年紀,告訴一個年輕人“你這輩子大概率無緣985、雙一流”,這恐怕很難讓人接受。
于是,如今的教育壓力開始下滲,中考的內卷程度急劇提升。 這當中的辛酸和緊張,其實和一些家長和學生聊兩句,就能有所感知。
如果“十二義務教育”意味著高中不用考,人人可以上高中,那么就很有針對性,至少可以迅速卸下“普職分流”的壓力,對多少家庭來說可謂是個天大的好消息。
03
不過從長期來看,這是否能從根本上緩解教育焦慮,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原因很簡單,當真正進入大學,學生和家長可能又會發現,“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也太多了”。
近些年媒體常念叨著“學歷通脹”,大學經歷了多輪擴招,高學歷求職者早已如過江之鯽。
一些大學甚至城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開始倒掛,研究生比本科生還多;一些非常基層的崗位,也擠滿了名校畢業生。對于這些中考、高考的成功者來說,恐怕教育焦慮并沒有減少多少。
人們之所以對“普職分流”充滿焦慮,主要是認為“上大學是天經地義”;不過,考上大學之后呢? 從來沒有人可以保證“找好工作是天經地義”。
從這個角度說,高中義務教育化,或許可以躲過“普職分流”,但也談不上輕松多少,后面還有重重關卡。一個學生、一個家庭,要心力交瘁的地方還有很多。
轉過頭看,“普職分流”反而有某種合理性。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能人才僅占就業人口總量的7%,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長期保持在2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高達2000萬。
從就業角度來說,與其讓所有人去卷刷題,讓部分學生去當高級藍領,倒是更合理的。畢竟,人們得直面一個現實—— 人的稟賦不同,刷題并不適合所有人。
但是之所以技能人才長年存在“缺口”,倒更是一種結構性問題。工作環境、勞動強度、福利保障等等,整體來看,這些現在都難說理想,由此也導致了“年輕人寧愿送外賣也不愿意進工廠”。
甚至連“社會地位”,產業工人恐怕都略遜一籌。社會地位并不飄渺,從基本福利就能看出來——掃一眼各大城市所謂的人才引進措施,有幾個為技術人才、職業教育留下了空間?
而這,其實又和“大學生太多”的議題是同構的。行業之間基本保障存在差距,基本的勞動福利并未完全拉平,導致高學歷人才也只能涌向異常擁擠的有限賽道。
其實高學歷人才的人口占比并不高,產業工人也缺口巨大,但為什么還是覺得壓力山大?本質上不是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平不平衡,福利保障是否健全、普及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從來不只在教育。 “普職分流”也好,大學生求職也罷,這種種的焦慮,根本上是由勞動市場的全局圖景所決定的。
至于高中義務教育化,眼前“普職分流”的擔憂或許可以緩解;但整體的社會減壓,注定是個更大的命題,有待更大的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