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任正非近日倫敦之行中確定，華為還是一個硬件公司，未來也還會是硬件為主。對于上市，他表示：華為公司也會是貪婪的，但我們盡力抑制，不上市。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近日倫敦之行的表態再次引起業界強烈關注，面對媒體在各種熱點話題上的追問，任正非反復強調了一個關鍵詞——開放，在整個會談中“開放”一詞他共提到17次。無論對于個人，對于華為，乃至對于中國、美國的看法，任正非都認為開放是促進進步的力量。他表示，華為之所以能進步到今天，與華為本身的開放有關。

任正非在采訪中稱，華為支持中國繼續走開放改革的路線，繼續融入全球化，“就像西方用了我們大量設備，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并不認為我們的設備不安全。中國網絡也應該使用大量的西方設備，是否安全，在于制度和管理問題，沒有一樣東西是自然安全的”。

任正非預計，在2018年左右，華為的銷售收入可能會到達700億~800億美金，新增投資大量會投在英國和歐盟，當然也包括別的國家。華為將逐個解決與各個國家建立信任和互惠互利的機制。

談及華為的未來，任正非稱，華為今天還是一個硬件公司，未來也還會是硬件為主。任正非稱：“華為今天還是一個硬件公司，未來也還會是硬件為主。轉型太快，華為未必能承擔得了。華為堅信自己在縱向發展過程中，能提高對大數據流量的服務能力”。

最后他再次強調，發展和進步需要開放的技術體系和開放的環境，封閉起來只能是越來越落后，開放競爭和鼓勵創新也將最終讓消費者獲益。

以下為任正非與英國媒體會談部分問題，創業邦摘錄：

1、BBC記者Rory Cellan-Jones:嚴肅地問一下，最近幾個月我們也聽到了很多，特別是美國國安局，他們的一些監聽行為，現在很多都曝光出來了。特別是針對華為，他們也采取了一些具體的舉措。對于這些，您如何評論，如何來應對?

任總：美國的監聽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被證明了而已，因此對我個人的心情沒有任何影響。

我們和客戶是在二、三十年往來中所建立的認知，相信對客戶也沒有任何影響。我們的銷售與利潤也正常。這個事情不要反復被加強,不要被認為是很重要的問題,應該很快會過去。

2、金融時報Dan Thomas:您剛才提到，目前的這些監聽的行為是在意料之中，現在只是被證明而已。您具體是什么意思呢?是說您以前就知道這個情況，現在是真正的被證實?

任總：以前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冥冥之中想到總會有人關心這些事情，只是一種感覺。我在公司其實是思想上的管理，我的思想總是要告訴任何人的，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我希望15萬員工都能去讀我的郵件，應該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不讀的。如果大家都不讀，華為就會逐漸滅亡。幸虧華為還有少數人愿意讀，他們成長的速度就會很快。我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秘密，都是開放的，至少我的思想是開放在公司的網站上。

華為若是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公司，監聽者如果認真去讀，讀明白了，傳遞給社會其他人，也是我所期望的。

3、經濟學人Ludwig Siegle:您說監聽是在您的意料之中，但您肯定也是有一些東西，是不想和大家去分享的。對于監聽的這些人，他們的這些行為，會不會對您造成困擾和擔心呢?

任總：華為公司之所以能進步到今天，與華為本身的開放有關。中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為什么落后?就是因為不開放。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其實核心就是向西方學習開放。華為內部決策絕大部分都開放在網上，這些內容不止公司員工可以看到，整個社會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有些決策也遭受外部的批評，當別人批評的時候，我們知道決策有錯誤，就要糾正。

有什么東西不愿意與別人分享呢?我們在技術的方向和思想上是完全開放的，少量技術訣竅是沒有開放的，這部分不開放的竅門也只是對一些企業有用，對國安局沒有用。所以我們沒有擔憂。

4、金融時報Dan Thomas:問題有兩個部分，第一個，華為有沒有加速華為內部網絡安全體系的建設，從而去規避比如在產品或設備里面植入設備的情況的出現。第二個是更廣的問題，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有沒有可能中國市場在設備采購方面，更多考慮國內的廠商，而不是國際廠商？

任總：第一個問題：(1)產品的安全問題。我們遵照世界各國法律，接受各個國家的監管。也努力使自己的產品和管理成熟起來，避免不安全的事出現。(2)公司內部網絡管理問題。過去保護圈太大了，我們把很多低端技術也劃圈進來了，未來加強只對高端核心技術安全保障，對低端技術加強更加開放，甚至開源，內部防范實質是增強了。

第二個問題：我們支持中國繼續走開放改革的路線，繼續融入全球化，就像西方用了我們大量設備，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并不認為我們的設備不安全。中國網絡也應該使用大量的西方設備，是否安全，在于制度和管理問題，沒有一樣東西是自然安全的。我支持中國的網絡還要繼續開放。

5、金融時報John Thornhill:現在這個行業很快從以硬件為主，走向以軟件為主。甚至有人說，軟件會占據整個世界。但現在還看到有一些大公司，轉型是不夠很快的，比如說諾基亞就陷入了很大的問題。那華為在這一塊，從硬件走向軟件的過程當中，華為的轉型做得怎么樣?

任總：華為今天還是一個硬件公司，未來也還會是硬件為主。轉型太快，華為未必能承擔得了。華為堅信自己在縱向發展過程中，能提高對大數據流量的服務能力。我認為大數據流量是需要管道的，管道也是世界上很需要的東西，其實也越來越難做，華為也就越來越能多掙一些錢。

目前華為的軟件工程師占了整個工程師的80%，但這些軟件工程師真正還是為硬件服務的。今天我們看到美國軟件的進步，也會思考我們自己軟件方面的改進。但如果我們公司轉型太快，最后硬件和軟件都形不成優勢。

6、旗幟晚報/獨立報James Ashton：問一個關于公司股權結構的問題。您基本上是把原來自己的公司，然后分給了員工，想問一下，為什么您要這么去做。因為您要是不分的話，會成為一個非常有錢的人。另外，未來在股權方面下一步是怎么考慮的?外籍員工如何去參與?再第三個問題，華為有沒有可能考慮上市?

任總：第一個問題，不是我把自己的股權分給了員工，讓自己成不了大富翁。而是這么多員工團結奮斗，讓公司成功了，大家一起來分享。這些創造者除了分享工資、獎金、福利，還分享了公司股權。

傳統經濟學中不斷講解，股東對未來長期富有信心，他們不謀求短期利益，這是講義。真實的情況，股東更謀求短期的收益，這就是西方公司后來落后華為的原因。華為把股東、創造者綁在一起，形成長遠眼光，不忙于套現，形成了戰略力量，造就了華為的今天。

華為公司不僅是要使中國人國際化，華為更應該全球化，讓世界優秀人員加入來一起領導華為。如果優秀人才進來，不能分享華為的長遠利益，也是不利于華為成長的。這幾年，我們試行了TUP配股制度，今年將全面推廣到外籍骨干員工，所以剛才有信心講，2018年華為的銷售收入有可能達到700億~800億美金。

7、華爾街日報Sam Schechner:只是再確認一下，股市是貪婪的，意味著華為不會上市?

任總：華為公司也會是貪婪的，我們只是盡力抑制。我們在一段時間里不上市，但我們不能保證，我們永遠不上市。“永遠不上市”這句話，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生命不能永遠，所以承諾不能永遠。但至少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8、華爾街日報Sam Schechner:您覺得您在目前的崗位上還會干多長時間?您的繼任者有什么考慮?另外，您提到今天開這個會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交流、認識您這個人。您能否介紹一下您有什么愛好，平時休閑的時間都干些啥?

任總：我現在在公司所處的位置，是行使否決權，我沒有決策權，已經實施了很多年。現在由輪值CEO運作，效果良好，因此要繼續努力去實踐和改進。我擁有否決權，但我沒有否決過，我想否決的時候，就去和他們商量，把我的想法和大家一起磋商，沒有和將來接班群體產生硬的對抗，總體還是比較和諧友好的。

每一個輪值CEO在獨立執政期間，完全是公司的一把手，現在他們已經有很大的獨立承擔能力。傳統接班有一個缺點。(1)是強調把公司交給一個人，還是交給一個團隊，哪一個的貢獻要大。(2)人都有局限性，每個人對干部的認識都有偏好，如果他偏好重用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會離開公司，這些人可是公司用幾十年的失敗培養起來的，走了對公司是損失。如果這個CEO上來，不能擔負起公司董事會所賦予的使命，董事會免掉他的職務，再換一個新的CEO上來，他走的時候又會帶走一批干部，如此循環換幾次以后，公司就有可能走向消亡。華為實施輪值CEO制度以來，干部要集體評議，沒有流失多少干部，公司利潤一直在增長，而且比預期還要好。

我們的利潤增長很快，有能力消耗在西方投資的高成本，這也是我們加大對英國和歐洲投資的原因。大家嫌歐洲人的工資太高，沒有看到他們的聰明，我們有錢能為他的聰明買單，所以加大在英國和歐洲等地區的投資。

我個人除了工作外，好像沒有什么愛好。小時候家里窮，除了讀書做作業，其他什么愛好都沒有形成，連喝酒抽煙都不會。長大后，這些習慣就被固化了。總體來講，我的生活還是比較單調的。

9、經濟學人Patrick Lane: 華為目前繼任的安排，是想找到一個人繼任，還是想找到一種機制?

任總：華為的輪值CEO制度最終想找到一個機制，但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機制是什么樣子。君主立憲制使英國穩定了三百五十年，是否會對華為的機制有所啟發，現在還不能肯定。我們會用哪種機制走這條路，我們的團隊都在探索。

10、彭博社Sam Chambers: 上市是不是有助于緩解和應對美國的擔心?是不是能夠幫助華為打入美國市場?

任總：是否進入美國市場，不是透明度的問題。即使透明了，也解決不了美國的擔憂。現在找不到華為哪點不透明，因為華為每一年的財務報表都有披露，因此透明度和上市本身沒有巨大關系。所以，我們不會以上市是否作為進入美國的戰略決策。未來十年~二十年，讓美國認識華為是友善的公司，才會有一些機會。我認為現在沒有太多機會，所以不要在這個地區花費太多精力，反而喪失其他地區的市場機會。

11、路透社Paul Sandle：在智能手機方面，華為怎么去體現自己智能手機的差異化?

任總：別人的路都不能模仿，只能走自己的路。蘋果利潤五百億美金，三星四百億美金，我們連想象都不敢。我們還是要踏踏實實繼續走下去，才能繼續走向成功。華為終端已經擺脫前幾年能量很低的狀況，已經具備了希望，但還是不能盲目。

12、華爾街日報Amir Mizroch：之前您在部隊里待過，從部隊到社會的轉變，您有什么感覺，有什么挑戰?是否學到了什么經驗?

任總：我從部隊轉到地方，剛好遇到中國社會巨大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中國為了裁減非戰斗軍隊以削減經費，我們首當其沖被裁掉，我們那個時候也不愿意被裁減掉的。那時候部隊承諾我們，到地方后工資不變，每個月大概30多美金。當我們轉到深圳以后，深圳已經市場經濟化了，電子女工的工資都已經有50多美金。這是第一個不習慣。

第二個不習慣，以前做事從來不講賺錢，都是為人民服務。但市場經濟就是要賺別人的錢。那時候，不習慣的是，明明鉛筆是兩分錢買過來的，為了賣給你七分錢，就要說買成五分錢，認為這是不是在騙人。后來我自己被別人騙了，去打官司，沒有錢，就自學了大量的國際法律書籍。在學習法律過程中，我感受到了市場經濟本質是：貨源和客戶，這兩者的交易就是法律。我們不可能控制客戶，法律也不是我們說了算，我們只能控制貨源。如何控制?那就是研發。所以在公司很小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投入研發產品，直到今天世界領先。所以，就是從痛苦中感悟。

13、經濟學人Ludwig Siegle: 您剛才提到轉業到深圳，為什么到深圳而不是其他城市?您對深圳怎么評價?10年、20年后深圳會走到哪個方向?

任總：深圳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地方，所以我就來到了深圳。深圳的故事就跟硅谷的故事一樣，我們只能從書面上看見美國硅谷的故事，不能感知，但是深圳，我們可以投進去親身感知。不知有多少與我同時代的人投進去了，可能有許多人被“燒死”，而我是僥幸從火里飛出的飛蛾。

其實我年輕時，身體非常好，后來在華為經歷的種種危機，讓我心力憔悴，比如資金斷裂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員工危機管理……等。如果說華為和深圳留給我人生最大的回憶，就是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沒有及時孝敬父母，當我醒悟到要去孝敬父母時，他們已經不在人世，留給我終身遺憾。

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的偉大決定指引下，中國未來二十年經濟發展應該是非常迅速的。深圳是中國最先走開放改革道路的地方，不管人才如何流失，深圳還是會留下很多發展的基因。

14、金融時報Dan Thomas: 首先，我看了華為13年的年報，里面提到14年華為會做一些組織結構的調整，對于公司領導層而言這樣的調整意味著什么?另外歐盟對于中國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華為是否有所感覺，為什么歐盟會發起這樣的調查?

任總：華為組織改革很復雜，不能幾句話歸納，但是我們發布了很多文件，可以去細細閱讀。

關于歐盟反傾銷調查問題：(1)我們在歐洲已經提高到了最高價格，因此不應該存在華為低價傾銷的問題;(2)我們加大在歐洲的投資，努力幾年后，讓歐洲認為華為就是歐洲公司，不會再遭遇歐盟反傾銷。關于華為是否得到中國政府的補貼，我們在財務報表上都會披露。我們在財務報表上披露了所有房地產(用于自身生產、研發、辦公……)信息，沒有一塊土地是中國政府贈送或低價購買;而外企在中國投資，可能還有優惠。當這些事情慢慢澄清后，歐盟不應該認為我們是因為得到中國政府補貼，而在歐洲低價傾銷。所以當我們的投資跟上來了后，歐盟應該對我們更友善。

15、路透社Jane Barrett: 有關研發方面，您覺得華為5-10年后，技術方面會發展到什么程度?有哪些新的東西，比如物聯網，可穿戴設備等?另外現在華為終端業務的盈利能力是10%，那么在智能手機方面的利潤率是多少?

任總：我不太管具體事情，所以現在我不能匯報具體業務數字。現在華為公司戰略就像“針尖”戰略，收縮到窄窄的一點，投入在這點超強力量。我們有七、八萬研發人員，每年投入五、六十億美金或者更多，瞄準未來大數據流量，華為應該處在領先位置。有限的力量聚焦在窄窄的面上，華為才有可能長期處于領先位置。

在物聯網，穿戴式終端只是主航道中的一個業務，要具體部門來解答。我認為智能手機的盈利率要不斷提高，不能總是這么低，關鍵是別人不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