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一位文藝女青年的自白
《立春》: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一位文藝女青年的自白
知影 / 2015年03月05日濃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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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天一來,我的心里總是蠢蠢欲動,覺得會有什么事要發生;但是春天過去了,什么都沒發生,就覺得好像錯過了什么似的。”
顧長衛導演于2007年拍攝的《立春》是繼《孔雀》后“時代三部曲”的第二部。宣傳時,聽到關于電影最多的消息便是主演蔣雯麗如何“增肥、扮丑”,當一部電影的宣傳點只流于明星、緋聞,對用心講故事的來說也許是一種無奈。
同《孔雀》一樣,《立春》的編劇依然是李檣,這也注定這兩部電影有許多編劇風格的相似之處。故事都發生在北方的小城市,大時代背景下一群說著生活化方言的小人物.
上學時也曾被學校要求去周邊農村拍片,每個人都做好了受苦的準備,一邊認定是在被老師整一邊還有一種視死如歸、任重道遠的使命感。當時的我們大都喜歡商業大片,不理解什么是好故事,也不知道在偏遠的農村(小城市)能拍出什么優秀的作品。后來看了李檣的劇本,好像明白了一些老師說的話。這也許也是《孔雀》的劇本成為某戲劇學院戲文系的基礎讀物的原因吧。
如果說《孔雀》是真實環境下的人生百態,給人一種無可奈何的惋惜,《立春》更像是給文藝青年的一劑猛藥。李檣一直深信,特立獨行的人是迷人的,他們身上注定有戲劇性,從《孔雀》里略帶神經質想當傘兵,勇于追求愛情的姐姐,到《立春》中立志成為中央歌劇院首席女高音的王彩玲。
偏執的他們在小城市中掙扎著。我想李檣能對這類人物得心應手的也許自身記憶有關。來自河南安陽,曾為京漂一族,在堅持理想與放棄理想之間掙扎過,堅持過。“說起人生,李檣覺得那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無論大悲大喜,無論平平淡淡,各種況味都是相似的。”

《立春》最能觸動的也許就是這樣一撥和“王彩玲”有著契合點的人,也許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王彩玲”:努力的想守住自己的“城池”,相比于死水一般的家鄉小城,想去更有包容性的大城市,希望得到理解、尊重,希望自己夢想成真。但不同的是,更多的人選擇做了沉默的大多數,不敢去做一個“特立獨行的人”。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
——王小波
影片開始,灰青的色調的給人一種破敗的冷冽感。搖鏡頭后配合4個遠景,介紹故事發展的地點、蒼涼的北方冬景下蔣雯麗平靜的說著包頭方言“立春一過,實際上城市里還沒啥春天的跡象,但是風景就不一樣了,風好像在一夜間就變得溫潤潮濕起來了,這樣的風一吹過來,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給感動了”。
從主人公的獨白到從公放廣播傳來的歌劇,未見其人先聞其聲。聲音使兩種視角,流暢轉化。開門見山、簡短的時間就給我們介紹了影片的格調。80年代北方一個小縣城,煉鋼廠工人紛紛推著“二八自行車”走出鋼廠,從廣播傳來的意大利語歌劇和一切格格不入。
死寂沉沉的城市中大家都過著慵懶平靜的生活,和生活中的大多數不一樣的是,他們是大眾談論的對象,是人們嗓子眼兒里的刺。而他們其實并未做錯什么,只是沒有安分守己的過日子。不自量力也好、不甘平庸也罷,在大社會下他們顯得格格不入成為被消遣者。他們可笑又認真的追尋著自己的夢。
影片展示了面對夢想,面對自己熱愛的藝術3種不同的選擇。

黃四寶,一名普通的煉鋼工人,沒受過專業的訓練,考中央美屢敗屢戰,只認為是自己運氣不好。唯一證明自己的就是市油畫比賽二等獎,夢想自己成為梵高。從北京回來后,他認清現實,開始跑去深圳下海經商,開了婚戀介紹所,也變得油滑。
和黃四寶截然相反的群眾藝術館芭蕾教師——胡金泉,他安靜純粹。“以前不知道咋了,就是喜歡芭蕾”,而所有鎮上的人都把他當笑話。走路儀態萬千,跳起舞來英姿颯爽,孝順的他為自己被邊緣化母親抬不起頭來而自責。
最終他以自毀的方式,結束了和社會的聯系,保留著自我的堅持。他是堅韌的,沒有怨天尤人,最后在獄中平靜的笑著說,“我這根魚刺終于從人們嗓子眼兒里拔出去了,我在這里真挺好的,這布鞋和舞鞋一樣,你看還能立腳尖呢。”他這讓我想到了《霸王別姬》中的程蝶衣“不成魔,不成話”

長相丑陋、自命清高的王彩玲用“馬上就要調去北京”麻痹著自己,她不愿與大眾為伍,堅信自己能唱到中央歌劇院,唱到巴黎。對愛情她是純粹的,面對周瑜的求婚她說“寧品仙桃一口,不要爛杏一筐”,她不甘平凡,希望找到藝術領域的“同道中人”。
說起春天,“每年的春天一來,我的心里總是蠢蠢欲動,覺得會有什么事要發生;但是春天過去了,什么都沒發生,就覺得好像錯過了什么似的”,這是我最喜歡的臺詞,悵然若失的感覺和影片主題相呼應。
和努力相比才華是多么奢侈的一個詞,最后說著“不愿在這個城市發生愛情”的王彩玲,面對父母、社會、放棄了。她也開始相親,最后收養了個兔唇的孩子,并起名“王小凡”平凡的凡。也許她只希望女兒過平平凡凡“正常人的生活”自己吃過的虧、受過的苦,自己的女兒不要再經歷。

顧長衛希望通過這樣一個群像來表現在那個年代里現實對理想的沖擊,王彩玲最后在商品大潮中也向現實妥協,過上了小康生活,開起了夏利車,“雖然離理想越來越遠,但不能說這就是悲劇”。